第二节亚洲民族大迁徙及其后果亚洲东部游牧民族的分布公元前3世纪末迄公元3世纪初，亚洲东部大部地区都属于中国的秦及两汉王朝的版图。中国的中、南部为汉族和其他农业民族所聚居，北部草原、沙漠地带则是各游牧民族生息活动之地。这是匈奴（又称“胡”）称雄北方游牧世界的时期，大漠南北蒙古草原都受其控制。在匈奴东方是东胡，中国春秋时期称山戎，战国后统称东胡，语言为蒙古语族之一支，即后来的鲜卑语。东胡原驻牧于西辽河上游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流域，汉初为匈奴冒顿单于（公元前209—前174年）击败，其中一支退居大兴安岭的乌桓山，故称乌桓；另一只退居大兴安岭北段的鲜卑山，故称鲜卑。北走的鲜卑，初因乌桓阻隔，未及通汗，后来势强，匈奴西徙，其尽占匈奴之地。匈奴的西方是月氏和乌孙。月氏人和乌孙人居于“敦煌、祁连间”，大体上分布于肃州（酒泉）以西至敦煌之间的为乌孙人；肃州以东至张掖之间的为月氏人。在月氏人的南方为另一游牧民族羌人，在乌孙的西北为塞人。在匈奴北方为丁令和坚昆。丁令又作丁零或丁灵，春秋战国时分布在贝加尔湖地区西至阿尔泰山以北。公元前后，东部丁令曾游牧于贝加尔湖以南，西部丁令则游牧于额尔齐斯河至巴尔喀什湖之间地区，均属匈奴统治。后来联合乌桓、鲜卑等族夹击匈奴，迫使北匈奴西徙。坚昆，又作隔昆、结骨或居勿，属突阙部落之一。西汉初受匈奴统治。公元前1世纪70年代，乘匈奴势衰，脱离其控制，移居叶尼塞河上游，创立叶尼塞文字。匈奴西迁后，势力渐强，至3-4世纪又处于突阙汗国的统治之下。唐时称黠嘎斯。秦汉时期亚洲东部的民族迁徙在公元前后数世纪内，亚洲东部的民族移徙，许多都与匈奴的活动有关。匈奴是一个大族根据一些文献资料推算，汉初匈奴盛时人口约有200万，以后由于内争和分裂，有所减少，但也不少于150万。匈奴各王驻牧地，东起大兴安岭的乌桓、鲜卑西部边界，西至阿尔泰山脉，绵亘数千公里，遍布大漠南北。其社会组织以部落为基本单位，一个部落多达3000—4000人。早在公元前3世纪，约当战国末年，部落联盟开始形成，下属24“国”即部落，其首领称“王”。部落的基层单位为“帐”，相当于农业居民的户。夫妻子女同住一个帐篷，约5至6口人，是为一帐。在此时期，匈奴社会开始发生急剧变化。自战国以来，不少中原人进入匈奴地区，秦时更多。中原的生产技术和文化，更早已传入匈奴。考古材料证明，战国时期匈奴手工业已有相当发展，能制造各种铜器和铜武器，如铜镞、铜戈、铜剑、铜斧、铜盔等，此外还能制造陶器，加工毛皮和乳制品等。公元前3世纪前后，匈奴开始进入铁器时代，出现铁制工具和铁制武器，铁刀的生产已相当普遍。铁器的推广使用使社会生产力大为提高，个人在生产中的作用也大为加强，帐的私有财产已经出现。俘虏已不再杀死，当作奴隶在生产和服务中使用。至此，匈奴社会开始脱离原始氏族制度，分裂为贵族、平民和奴隶三个社会集团，财富的多寡，地位的尊卑，差别极为悬殊。部落联盟和各部落的统治权掌握在王公贵族之手。平民从事生产劳动和服兵役，有的平民也蓄养奴隶。在由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过程中，匈奴人的扩张性和掠夺性更为强化，他们以暴力夺取财富和掳掠人口为荣。匈奴人与中原的关系由来已久。早在先秦时期古籍中就有匈奴人与燕、赵、秦三国交往的记载。在秦汉之际，匈奴冒顿单于利用楚汉象征之机，竭力向外扩张，成为亚欧大陆游牧世界东部的强大政治势力。公元前209年，匈奴太子冒顿单于在一次围猎中用鸣镝射杀老单于头曼，自立为单于。随后对不肯听命的王亲贵族、同胞兄弟和幕僚大臣尽行诛戮，已确立新单于的统治地位。东胡王利用匈奴宫廷内争，乘机占领匈奴东部土地。公元前206年，冒顿单于地位巩固之后，立即举兵反击。东胡无备，全军溃走，人口财货多被掳掠。东湖部落联盟也随之分裂，被迫退走大兴安岭，据险自保。匈奴的突然进攻，造成东胡族向北方的大移徙。战国和秦汉之际，长期游牧于河西走廊地区的月氏和乌孙的西迁，也是由于匈奴的攻击而促成的。公元前3世纪，月氏是游牧民族中比较强大的一支，有控弦之士一二十万。当时匈奴势弱，依附于月氏，头曼单于将其长子冒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