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说理文化与公共生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唐小兵2014年04月16日说理，是政治辩论、公共生活和私人交往中常见的一种现象。说理意味着一种表达和聆听，预设着双方彼此尊重对方的智商和人格，除了“求同”，其实也应该“存异”，甚至“求异”，“异”才丰富了说理者自身的知识和文化。即使双方在立场上可以通过说理来求同，但如何通达这同样的文化和政治立场，每个人寻求的思想资源和价值依托却是可以更为多元的。不过，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更多的似乎是“蛮不讲理”，或者“无理取闹”，对“说理”文化缺乏基本的了解，甚至以践踏话语伦理为常态，以“话语暴力”为光荣，以“胡搅蛮缠”为策略。在这样的公共生活中，说理最后往往不是形成了有差异的共识，而是撕裂了这个社会共同的底线。比如最近关于东莞扫黄的媒体和网络评论中便表现出这种倾向，而在涉及近代中国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评价的网络争论中，则尤其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各执一端为真理的霸道。从晚清报刊文化说起要理解近代中国的说理文化及其变异，便无法绕开晚清以来的报刊舆论文化。到了近代中国，西方传教士报刊进入中国，中国读书人也开始创办报刊，比如《时务报》、《清议报》、《民报》、《大公报》等。这些报刊在起源上就不同于近代西方以传播新闻事实为主要功能的报刊。中国的主流报刊都是要“说理”的报刊，所以“政论”、“主笔”、“笔政”、“文人论政”等都显得特别重要。科举废除、王朝崩解后的中国知识人主要依托报刊来传播政治观念和新知，其实质是一种政治批评和政治参与的新形式。因此，报刊取代了传统书院等空间成了“说理”的地方，成了一种“想象的共同体”。但知识人往往是将报刊当作了党同伐异的政治工具，并不遵循现代报刊所要求的说理规则，甚至经常有人滥用言论自由，虚构事实为自身的“说理”提供事实根据（比如清末反满意识的宣传）。报刊成了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国家主义、达尔文主义等各种意识形态的竞逐之地。清末《时务报》汪康年就曾经对这种混淆自由与责任的报刊文化痛加针砭：“报章之自由，固有无如今日吾国之京城者，上自王公，下至编氓，任意诋毁，莫或过问，甚至加入以极不堪之名目，诬人以无理由之事实，或形容闺阃，或演说隐匿，而莫或与办，一任夸张，吾谓言论自由，此为最矣。虽然，此非正理也。凡有法之国，其范围一切，皆极严密，虽保护言论之自由，然若出于捏造诬指，则所以罚之者亦极厉。”晚清以降，报刊文化在中国人的公共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但这种报刊文化显然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引入了新知，但同时也不乏意识形态的争夺。这是一个“报纸营造名士”和“名士营造报纸”的双重过程。依照史家杨国强的研---本文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究，其中不乏暗中操纵舆论（“善为政者，必暗中为舆论之主，而表面自居舆论之仆”），或者是公器私用，将报刊当作牟取私利的工具（“夫报馆者，国民舆论之利刃也，仁人义士持之，足卫国并以保民，若挟意气报私仇，持此以为凶器，复与独夫民贼何异”）。杨先生对清末民初的这段舆论史有深刻的洞察：“以当时的中国而论，则舆论从一开始就不在理想的状态之中。旧日的清议能够成为天下之公议，全在于清议出自统一的观念而代表统一的价值。因此个体虽然各异，而清议则能以其统一的观念和价值维持评判和褒贬的统一。然而当中国人的自我形象破碎之后，统一的观念和价值也随之开始破碎。作为替代的东西，继之普照一时的西学自外而入，又各有流派。而后是士议转为舆论，不能不向西学讨观念和价值，与之为因果，则舆论以西学为谛义，也不能不各成流派。所以，晚清末期由报纸表达的舆论天然是一种不相统一的东西……不相统一的舆论更容易因没有章法而节节脱轨，变成可以操弄的东西。”知识人这种依托媒介自以为是的习性，在一种媒体文化造就的虚荣和政治文化形成的挤压之中，形成了一种不负责任放言高论的自恋意识。而当统一的价值体系崩解之后，公共说理就成了言人人殊，甚至鸡同鸭讲。共识缺乏，真理黯然，意见和偏见就成了言论市场上喧嚣一时的话语泡沫。有着统一的义理和知识背景的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