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行受阻的社会和正在板结的阶层未富先懒改革开放好是好，只是机会在减少。“大国崛起”的背后，三大社会现实如同暗礁，成为中国人追求财富和理想生活之敌：一是上行遇阻的社会。个人上行之路遇到阻碍，从户籍政策到财富分配机制，从行业规则到潜规则，从就业到买房；个人发展的代价太大，成长的成本太高，路径变窄，到处有看不见的天花板。二是正在板结的阶层。现在有十大阶层和1838种职业，中产阶层正在形成，但贫富悬殊拉大，“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之后，成为与公众争利的利益集团。低收入阶层跃升到中产阶层、中产阶层跃升到富有阶层的机会越来越渺茫。阶层落差过渡到富二代和穷二代，财富和贫穷都被世袭，阶层对立与仇视日益加重。三是未富先懒的社会状态。进取的动力和机制保障缺失，与未富先懒相关的“逆发展”现象流行：未富先撤、未富先奢、未富先剩、未富先退、未富先痞、未富先娇、未富先败、未富先宅、未富先炫、未富先疲、未富先赌……1重新审视“勤劳勇敢”的中国人，如何让“天道酬勤”继续有效？《新周刊》求解于14位专家。社会学家孙立平说：要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经济学家郎咸平说：要解决权力与财富勾结对公共产品掠夺的问题。而真正的解决方案，需要政府和公众共同进行艰难而深入的改革。从穷忙到穷懒三个词可以概括社会现状：未富先懒、上行遇阻、阶层板结。以前是穷忙，现在是穷懒；以前是勤劳而不富有，现在则是小富而不勤劳；以前是创富，如今是创闲。物质主义、享乐主义混搭犬儒主义，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文/陈旧为什么未富先懒？因为既得利益集团阻碍了他们的进一步发展壮大。中国的改革自上而下，高层开明官员是30年改革开放之龙头，龙头带动龙身，饱含个人发展欲望的城市与农村贫民跟从，改革开放因此波澜壮阔。2007年，《新周刊》为中国2人的欲望排榜，“更多的钱”高居首位。求发展、谋富裕是30年国人个人发展的主题关键词。30年改革之路近半，当年的高层要么年事已高，要么权力财富在握，斗志消减。更可怕的是，他们极有可能因获取垄断利益、社会主宰权力与话语权，成为进一步改革开放的绊脚石。龙头慢下来，龙身的步伐也随之停滞。而且既得利益者势力之强，操控范围之广，已阻碍了企业或个人的向上提升。“未富先懒”成为上行遇阻社会的最常见景象。一些官员未富先贪。河南商城、宁夏泾源、安徽颍上等国家级贫困县相继成腐败高发区，官员贪腐之恶劣程度，较发达县市有过之而无不及。“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59岁现象”早已过时，取而代之的是“35岁现象”：根据重庆市人民检察院2008年发布的职务犯罪报告，2003年至2007年35岁以下职务犯罪嫌疑人总数在重庆市的职务犯罪中所占比例一直维持在15%左右，超过了同期查办的55岁以上嫌疑人的8.49%。官员腐败的年轻化与基层化，证明了官场腐败进入新阶段：靠这样的贪腐官员，如何领导改革开放步入深水区？在与国企央企的较量中，民营企业未富先败，曾是改革开放主力军的企业家们发现“天花板”无处不在。没有政府3的保护与银行的扶持，在每一次经济危机和宏观调控面前，他们毫无自保能力。国家4万亿的投资投放下去，获益者皆为国企央企或背景企业，民企连残羹剩水都分不到。聪明的企业家如万科王石、蒙牛牛根生，为自己戴上了“红帽子”，倒霉的只能被国企挤压得空间全无。2009年9月，亏损的山东钢铁为何能收购盈利的日照钢铁？因为前者为国企，根正苗红，收购身为民企的后者，名正而言顺。民企痴心妄想要收购国企的也不是没有，建龙的陈国军就因此被数千名通钢职工活活打死。民营企业家选择了未富先撤：产业投资利润微薄而风险巨大，他们只好将资金转移至国外，在海外花天酒地，宗庆后就是这么做的；要么转战于国内房市股市，山西煤老板与温州炒房团——中国最赫赫有名的两大炒房主力军，前面遭遇国进民退式堵截，后面是产能过剩的围堵，唯一的出路只能在房地产领域了，再配合央企们圈地为王的动作，房地产市场再一次被种下被恶炒的种子。回归到个人层面，那只能未富先堕了，如今再也不是那个“随便放枪都能打死一排鹿”(胡润语)的年代了。创业不如就业，就业不如被就业；经商不如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