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履恒剧作传奇思想与传统秉承吕履恒(1650-1719)，字元素，号月岩、坦庵，别号青要山樵，河南新安人，清康熙三十三(1694)年进士，官至户部右侍郎。工诗善文，著有《梦月岩诗集》二十卷(末附词一卷)、《冶古堂文集》五卷，沈德潜等曾对其诗给予较高评价。作为清代河南著名的戏曲家之一，吕履恒著有传奇四种，今仅存《洛神庙》，演绎洛水河畔的人情世态，离合情缘。《洛神庙》传奇现存清康熙刻本，分上、下两卷，《古本戏曲丛刊五集》据之影印。《洛神庙自序》署:“康熙已卯七月既望青要山樵。”可见，传奇创作时间应在康熙三十八(1699)年前。这部传奇无论是在题材选择，还是艺术构思以及舞台效应的处理上，都可以视为“清代传奇发展繁盛期正统文人重新建构传奇文体规范”[1]323的典型之作。一、“有感则有言”的个人感悟《洛神庙》传奇全剧四十四出，内容以明清之际动乱的现实为背景，叙书生何仲虎与巫有娘、贾绿华离合之情缘，中间穿插李自成起义那段翻天覆地的历史，这与孔尚任的《桃花扇》取材颇为相似，都选择了明末清初这一段特殊的历史，并以此为背景演绎兴亡离合之情。同时，《洛神庙》这一以历史为背景的传奇也是作者抒发个人对现实的生存体验和生命感悟“有感则有言”[2]之作。应该说，《洛神庙》传奇反映了当时戏曲创作的一个倾向———历史剧的大量创作。毕竟，将人物悲欢离合的故事放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中表现，借真实的历史演虚构的故事，以增加作品的历史感，也是明清传奇的一个传统的创作方法[1]83。以明清之际政治斗争为现实背景，在同时代的戏曲作品中算不得独特。“国家不幸诗家幸”，动乱的社会使得百姓流离失所，给人民带来深重苦难，但却为剧作家创作提供了丰富题材来源，相当一部分剧作家选择以历史事件作为戏曲创作的题材，借助历史传达个人的现实生存体验和生命感悟。“历史人物与事件只是‘形’，剧作家的现实感受和理想感情才是‘神’”[3]295。吕履恒也不例外，创作《洛神庙》这样一部传奇，选择以戏曲的形式，既叙儿女之情，也抒沧桑之感。《洛神庙》演绎曲折缠绵的爱情故事的同时，更与动荡的社会现实形成丝丝入扣的联系，但吕履恒并未实录历史，而是把传奇人物置身于特殊的时代，展现战乱时期的众生相:沧桑人世尽在笔端，世态人情如在耳目。情缘离合之生旦如何、贾、巫虽为剧作主角，但作者并非只着一点而不及其余，而是以他们为中心引出周围各色人等，并刻力描绘明末李自成起义那段动荡的历史:“政猛刑苛，世乱人亡，兵荒马乱”，在这一特殊的历史关口，让各色人等粉墨登场———登上历史和人生的双重舞台，让他们的生活、爱情、事业乃至生命都与时代息息相关。何寅一家分离是因战乱，也因乱离而衍生更多故事。出身低微而后因阻抗李自成起义军功成名就的李际遇，若无当时特殊时代，亦只能慨叹“可怜咱一身武艺，半世英雄，谁想如此落也!”更勿论贵显;何寅之父亦一再有黍离麦秀之悲，发“天下无道，解甲归田”之叹。次要人物如:虽是作者有意设置的，专为造成何、贾姻缘屡受阻隔的而形成关目变幻的反面人物佘村牛，也趁时乱混入官场，捞取油水。就连丫鬟素馨、周妈妈乃至无名姓的民众，这些小人物的命运起伏也与时运相关。李自成这一农民起义领袖，在剧中被塑造成一个十恶不赦的反面人物，这固然有作者的偏见所在，但是，毕竟也反映出战争毋论正邪都会殃及无辜，正所谓“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而在《民讧》、《守溃》几出中，李自成起义军所向披靡，朝廷军队不堪一击，也正是从侧面反映当时现实。所以在这部传奇里虽有主要生旦，但很难看出此戏所欲彰显的真正主角，好像是每一个人物却又不在每一个人物，这种独出机杼的创作用心其实正是为将家国沧桑凝于一剧，也是为把人情世态妍媸尽显。创作这部传奇，吕履恒仍然希望能有益风化，正如其自序中所说:“曲也者，委曲以达其所感之情，情莫切于五伦，夫妇其一也。……庶谓贞臣孝子之情有异于思妇劳人者乎?昔人云‘使人闻之，增伉俪之重。’”夫妇和睦乃五伦之一，吕履恒中所描写男女之情也皆是“发乎情，止乎义礼，情词入妙”(烟波钓徒评，王永宽先生考为查慎行)，诚如卷首署名“笠泽渔长”为之序所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