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维明乐黛云:关于现代性的访谈和对话）乐黛云（进入专栏）<TDclass=text15valign="top"id="contenttd"style="padding:15px;">为了纪念《跨文化对话》创刊十周年，同时也作为下一个十年的开端，北京大学的乐黛云对哈佛大学的杜维明进行了一次有关现代性及其未来发展的访谈和对话，主要围绕“现代性本身是多元的，还是现代性就是现代性，只是在不同地区有不同发展？”也就是说“现代性是否有其核心价值？只有具备这一核心价值的才能称为现代性？这一核心价值又是什么？”乐：在《跨文化对话》这本刊物里，讨论得最多的问题之一，就是现代性。我们在南京会议上也讨论过，但没有一致的结论，仍然存在着疑问：现代性是一个复数概念，可以有多种不同的现代性呢，还是一个单数概念，只有一个现代性，而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加以表述？现代性是一个统一的概念呢，还是它本身就是多元的？现代性有没有质的规定性，有没有它的核心价值，若有，这个核心价值是什么？是否体现这个核心价值有不同的途径，不同的方式？另一种说法是现代性本身就是多种多样的，欧洲的现代性与美国的现代性尚且不同，亚洲的现代性与非洲的现代性就更不同了！我们在南京跟法国人探讨过这个问题，并未得到明确的结论。我们特别希望在《跨文化对话》这个刊物中能不断深入，真正把“对话”的特色突显出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对话”在现代性这个问题上能够怎么展开？是我们目前常常思考的问题。在这方面，特别想听听你的意见，你考虑得已经很久了。杜：还是在考虑的过程中。乐：当然了。我们都是在考虑的过程中，如果有了结论，问题就结束了。好，对这些问题我准备听你的高见。现代性讨论的历史回顾杜：这个问题很好，而且我深有感触。美国人文社会科学院的机关报，叫Daedalus，好几年以前，出过一个专号叫《多元现代性》（Multiplemodernities），这个现代性是复数，是多元的。这主要是我和在比较文化学上有影响力的艾森施塔特（ShmuelEisenstadt）共同发起的，努力了好几年才初步成形的新思路。十年前曾经由Daedalus主持过一次关于“多元现代性”的讨论，那是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讨论完了后决定论文集不出版，因为大家有分歧，很难形成一个真正有逻辑性的讨论。然后又过了两三年后，在英国剑桥有个小型的协调会比较成功，正好是在戴安娜王妃出事时，我印象很深。然后在以色列的耶路撒冷开了一个会，辩论的一个大问题就是：现代性真正地进入多元倾向，还是现代性内部非常丰富，具有各种不同的面相，不管哪一个面相都属于同一个现代性？我的立场是多元现代性，现代性已经到了一个可以多元的时期了。艾森施塔特就坚持，现代性内部非常丰富，有多种体现的方式。这就是在会上辩论的两种不同议题。他的议题，如果做“同情的了解”，即现代性是从西方一根而发，开始于启蒙运动，经过工业革命、科学技术的发展、都市化，慢慢形成一个以西方为主导的、所谓西化的过程。到了上世纪60年代，美国的一批学者，包括社会学家帕森斯（TalcottParsons），提出不要说“西化”，因为“西化”是一个地理名词，要用时间的模式，就是现代化。现代性虽然地理上从西方开始，但是它散布全球，成为不同阶段的现代化。后来受到经济学的影响，叫做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stagesofeconomicdevelopment），有高度发展的，低度发展的，不发展的。联合国觉得“不发展”这个观念对这些国家不公平，所以后来改成发展中社会（developingsociety）。实际上这都是同一种思路，即认为现代性是一种线性的思路。后来罗斯托（WaltRostow）提出一共有五个不同的阶段，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是起飞阶段（takeoff），起飞以后才能发展。日本、东亚四小龙都经过起飞的阶段。现代化有不同阶段的观点对西方影响太大了，一直到现在。我觉得大半的中国学者也多多少少受其影响，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这样的观点，就是现代化有不同的过程，我们还在努力要现代化，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超英赶美，与这样的认识有关。艾森施塔特比较坚持这样的观点，但是他认为以前的错误只是从经济谈现代性，但现代性还有政治、文化、制度、意识形态、精神文明的问题。现代化的出现本身就是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