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地域文化对现代地域小说创作风格的影响张永（西南民族大学文新学院，成都610041）摘要：中国南北水土滋生的显著地域特征，对文学创作产生了深刻而巨大的影响。在现代小说中，构成小说文本的首要差异是语言差异：北齐南烦，北粗南细。其次，是主题选择取向上的差异：北方地域小说关注民生和政治，注重揭示人的生存困境，具有现实性；南方地域小说关心人的文化心理，注重心理表现和人性呼唤，精神内涵稍强。第三是艺术审美的差异：北方朴实厚重、严肃正直而南方则阴柔冷峻、超脱清逸。关键词：中国；地域文化；现代小说；创作取向中国现代地域小说，是在人与地缘相结合之基础上形成的。“中国传统天人合一的传统哲理，加深了自然与文艺的内在联系。”[1]从而使得“现代小说史上的‘浙东作家群’、‘中原作家群’或‘巴蜀作家群’‘京津作家群’不单纯是指小说作家的籍贯居地的同一地理属性，主要还指作家们在小说创作中表现出的独特的地方文化属性。”[2]其中，明显的南北文化属性，对现代地域小说的创作取向产生了不同影响。一、南北方言差异之影响现代地域小说因处于不同的南北语言文化系统中，故，中国现代小说的地域性和文化性以方言特色为重要标志。南北文化在语言上的特点是南繁北齐。北方方言使得现代北方作家在小说的叙述、情景的描绘上，都遵从了一种整一、标准和经典的白话范式。在“东北作家群”、“中原作家群”的小说中，都存在着明了划一的表达方式，都是用相当规范的白话语言写成，难以看到生僻艰涩的言辞和不合规整的表达。而在南方现代地域小说中，这种系统标准的白话语言书写方式却难做到。南语繁复多样，各种方言复杂又自成系统。在白话文确立其文学主体语言的现代化进程中，具有“风俗画”、“民俗画”和“地理志”功能的南方现代地域小说，不可避免地在小说创作中与不同的方言相结合，不仅彼此之间有差别，而且在整体上不同于北方现代地域小说整齐的“一”，而表现出“多”的特性来，常常出现一些“土话”，有时候甚至会造成一些不解。如来自湘西的沈从文，运用了“放‘水假’”“我听三金说，前天又有女学生过身。”（《萧萧》）等具有地方特色的表达。在西南作家中，则常出现“哇”、“嗨”、“嘛”、“龟儿子”等词汇，而例如“哼，乱整把，老子大家乱整”、“你倒说条鸟啊！”（《在其香居的茶馆里》，“……呻唤，呻唤，尽是呻唤！”（《山峡中》）这样的方言表达，难免就会让人费解一番了。总之，北方作家们的小说语言比较单一，都是北方方言，容易理解；而南方作家们使用的小说语言则比较复杂，“土话”较为丰富。同时，在语言风格上，一方面，现代北方地域小说结构严谨，用语严正，基本上没有戏谑的语言成分。而生活方式的粗粝，感情的直爽，又使得北方地域小说习惯于直露的表达，较少有对情、景（水、湖、河等）生动而细致的描写，代之以呼唤、排比、主体表达等方式来叙事，由此造成北方地域小说形成严肃正直、朴质醇厚而又略带粗糙的语言风格。赵树理虽然活用了民间语言，[作者简介]张永（1986—），男，四川南江人，西南民族大学文新学院10级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但是，这种运用是建立在响应政治号召的基础上的，因而，无论是从小二黑、小芹还是金旺、喜旺口中说出的话，都明显带有了强烈的政治色彩，连“二诸葛”也说着“千万请区长恩典恩典，命相不对，这是一辈子的事！”这样的话（《小二黑结婚》）。孙犁的《嘱咐》则是在整个抗日背景下来叙述的。《山雨》（王统照）开篇就展开了陈庄长同奚大有充满民生忧虑的议论。而对于有着家国之失感受的萧红、萧军、端木蕻良、骆宾基等东北作家来说，他们人生的拷问、对现实的反映和对社会的关注，则充盈着严肃冷峻的语气。另一方面，北方地域小说的语言质朴无华。“古铜色的皮肤，一副鹰隼样的、黑绒镶的大眼，画眉炭子画的眉毛，铁腰，栗子肉。”（《科尔沁旗草原》）简洁有力，刻画出一个站立起来的富有反抗精神的大地之子。“在乡村，人和动物一起忙着生，忙着死。”（《生死场》）一句话写出了“蚁子似地生活着，糊糊涂涂地生殖，乱七八糟地死亡”（胡风：《〈生磁场〉读后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