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月26日清晨，风和日丽，为京城冬季里面少有的好天气。此刻陈永贵正在城北交道口大街他的四合院里往来踱步。像往常一样，他早早地起床。这一天本是毛泽东的诞辰，在他陈永贵也是一个值得怀念的日子。他还记得十一年前那个12月26日带给他的辉煌。那一天，大寨淹没在一片红旗彩灯和标语的海洋里。为了使毛泽东思想的光芒更加引人注目，他选择了毛的生日来庆祝大寨的丰收。数千人从东西南北涌来，如朝圣者的队伍进入六亿中国农民的麦加，列队四行接受他的检阅。他还在这一天里接受了十七个县、二十个公社和三百四十个大队的贺礼，收到四百张喜报、一百份“决心书”和至少四个歌舞团的男男女女们献来的舞蹈。这时候他在冥冥之中感到自己的精神力量之大，足以相当一颗原子弹的威力。于是他让全体大寨人豪迈地致电毛泽东主席，其电文至今读来仍让人激动不已：“大寨掌握了您的光辉思想，就变成了强大的精神原子弹！这颗威力无比的精神原子弹爆炸了，炸得革命人民欢天喜地，炸得牛鬼蛇神胆战心惊……”陈永贵那个时候肯定认定自己手里的旗帜永远不会坠落，所以他对伟大领袖保证：“十年以后，我们还要召开比这次更大的庆丰收大会！再向您，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报喜！”如今正是十年以后，眼前却是一片落寞萧瑟。没有了红旗，没有了语录，没有了贺礼和喜报，没有了决心书和歌舞团，没有了毛主席，也没有了给毛主席的致敬电，只有一种特别难以平复的感觉如鲠在喉。他明白这种感觉乃是由于他主管全国农业的权力实际上已被剥夺。就在前一天下午政治局召开的会议上，王任重由陕西省委书记一跃而居京城重任，一身兼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家农业委员会主任，其角色刚好取陈永贵而代之。陈永贵长期观察政海风云，知道自己虽然还在副总理位上，却已是昨日黄花，所以他才能够用一种洞悉一切的口吻告诉儿子，他无法继续忠于职守：“唉！干不了啦！人家不免咱，咱也别等人家免，咱自己写个申请吧。”然而还有更加令他感到忧伤的事情。老实说，陈永贵原本不过是太行山里的一个农民，从来没有想到自己有朝一日会走进帝王将相出入的红墙深宫，现在就算夺去顶戴“乌纱”，他仍旧可以扎上他的白色头巾务农去。他的心肝是他的大寨，叫他不能平心静气的也正是这件事。大寨不是毛主席亲自树立的红旗么？怎么这些人连大寨也要反对哩！他恨恨地告诉李韩锁：“哼！我跟狗日的吵翻啦。”他骂的这个人，就是当时蒸蒸日上的胡耀邦。胡耀邦居然敢说大寨的农田建设是“劳民伤财”。陈永贵一气之下，就觉得骂其为“狗日的”仍不足以平心头之恨，于是又说胡耀邦是“胡乱邦”！胡耀邦从来没有去过大寨，也不懂农业，所以陈永贵不会相信他对大寨的攻击是出于自己的主张，进而怀疑所谓“劳民伤财”一说乃是出自他人的和告密，昔日反对大寨的人有极大的可能集合在这个新的权力周围。一个最明显的迹象就发生在三周以前。1978年12月2日，《人民日报》将一封来信摘编出来，写信人自称“陈灵风”，来自山西，其述评的矛头全部指向大寨。他说报纸上宣传的学大寨是“胡乱吹”，昔阳学校的升学率倒数第一，还说大寨和昔阳的人纷纷升官，却丢掉了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传统，是“国家出钱，农民种田”。尤其令人难堪的是，这个人居然列举了若干事实来证明其所言不是伪证：比如六十九军把郭庄水库的水引到大寨、墨西哥总统送给大寨喷灌设备、政府出钱安装了高压电线、省军区的官兵放炮炸跑了冰雹……这个姓“陈”的还质问那个姓“陈”的，说“有必要把很大的山搬掉，去造那一点地吗？这样的干法合算吗？”最为要命的是，信的作者认定大寨没有和“四人帮”顶着干，甚至还骂过邓小平是“邓纳吉”，这有白纸黑字记录在案。中共中央机关报把所有这一切无遮无拦地印行成册，到了第二天一早，就摆在所有政治局委员的办公桌上了。---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陈永贵并不知道陈灵风为何许人，但是，以多年的政治经验，他完全可以断定，若无更高权力机构的支持，陈灵风断不敢写出这样一封信来，即使写了，《人民日报》也不会采取行动来响应。从12月2日到12月25日，所有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