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济年谱长编》编著记事张人凤柳和城199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张树年先生主编的《张元济年谱》（以下简称《年谱》），我们都有机会参与了编著工作。出版以后，张元济先生的资料不断有所发现，数量还真不少。许多相关人物的文集、日记、年谱、档案等也公开出版。我们一直希望能把《年谱》做一次扩容，升格为年谱长编，特别是2004年上海交大出版社推出《盛宣怀年谱长编》，使我们十分羡慕，便开始做一些笔记，但没有正式动笔，因为哪一家出版社肯接受这类书稿，我们毫无把握。2007年初夏，上海交大出版社任雅君女士来访，谈了他们社搞晚清人物年谱长编系列的构想，也希望把张元济的年谱长编列入。真是喜出望外！在第一次和任女士见面时，我们谈得很合拍，对年谱的编写原则有了几点共识：以运用原始文献资料为主，引文保持其原真性，不能有任何改动；不要为了迎合读者的口味，增加“可读性”，把原始文献改为现代语言；引文必须注明出处；年谱全书不写作者对人物或事件的评论；必要的考证不入正文，用页末注。没几天，编辑室送来了一份编辑凡例，包括年月日的表示法，引文出处的表示法，每年正文开始前列出当年国内外大事和文教出版界的记事。编辑凡例规定得很具体，使作者操作时极感方便。我们作了商议，张人凤因对谱主60岁退休前的资料收集做过笔记，1926年及以前的部分就由张执笔，1927年及以后的部分由柳执笔。但分工之后，资料做到互通，收集资料不分家；动笔之后，各人分别先写正文一年，互相交换阅读，提出意见，尽量做到前后风格一致。经过一年多的努力，2008年年中，书稿写就，交给出版社。然而，此后的两年时间里，不断还有新资料发现，需要增补和修订。我们的书稿是手写的，增补和修订远不及电子版那么方便。两位编辑不厌其烦，每次的补充和修改，他们都在稿件上一一及时补入，不发生差错。对任雅君和冯勤两位编辑为本书的出版付出的心力深表感谢。年谱是一种资料集，把谱主生平的有关资料按时间先后排列，从而勾勒出人物的成长过程，思想观点的形成和发展，事业的兴盛和困顿，学术成果的呈现等全方位的谱系。因此，编著年谱，都是围绕资料这个中心来做的。在写作的过程中，我们有以下几点体会：一、资料的发掘是最基本的环节。没有足够的资料，年谱写作只能是无米之炊。我们在《年谱》的基础上，近20年来，一直注意资料的发现和挖掘，没有中断过。这项工作又结合《张元济全集》（十卷本，商务印书馆2007-2010年出版）的编辑一起做。《全集》共550万字，是《年谱长编》的主要资料来源之一。我们体会到，资料的发掘要靠长期积累，在为期一年的写作过程中去突击发掘断乎来不及。相反，为期一年的写作只能是一个将长期积累的资料变成书稿的过程。资料发掘要注意深度，那就是尽可能找到以前没有公开发表过，没有人使用过的第一手原始文献。例如，我们通过线索，得悉上海档案馆新近对外开放了三卷1930年代谱主为借影日藏中华典籍与日本多位藏书家、汉学家的往来信件。1928年，谱主东渡日本，访得多种中土失传的珍本，他回国后，不断与日本朋友通信，商借，摄影，还包括与日本摄影师签定合同，最后将这些书由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这个前后长达五年的艰辛过程以较为清新的面貌呈现在读者面前。又如上海图书馆藏盛宣怀档案的电子版近年在馆内的电脑上对读者开放，此时《张元济全集》已经截稿，30多件张致盛的书信和文件未及编入，却赶上了《年谱长编》。这批文献大大丰富了谱主主持南洋公学译书院编书、译书的细节，以及与盛宣怀。何嗣焜的工作交往。其中《南洋公学译书院己亥年总报告册》，无疑是谱主1899年主持该院的工作总结，十分难得。一些和盛氏的通信，涉及译书院计划、经费开支等具体事务，还提到《日本法规大全》等许多图书编印问题，史料价值很高。谱主一些评论当时时局的文字，对张元济思想研究也增加了新史料。这次我们找到的谱主和内藤湖南的笔谈全文，配以交大老档案中相关史料，组成一幅谱主四年南洋公学生活较为清晰的生动画卷。另外，原藏在台湾王云五基金会的1936-1948年间谱主致王云五先生的130多封信，在年谱长编编写的关键时刻由王云五的哲嗣王学哲先生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