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反腐与反腐现状近年来，中国的贪腐官员前“腐”后继，层出不穷，并且职务越来越高，涉案金额越来越大。像刘志军、刘铁男，都是省部级官员，其腐败行为的危害不能用钱来衡量。因为他们官高位重，涉及面广，牵扯人多，影响面大，造成的危害是全方位的。过去我们认为，一般来说，贪官职务越高，贪腐金额越大。现在看来，不是那么回事，小官大贪现象时有发生，最近查出深圳东莞的一个村官贪污金额竟然高达20亿元！可怕的是，贪腐现象比比皆是。社会就像个大染缸，生活在这个大染缸里，谁也不敢保证不被污染。特别是各地各单位的“一把手”，大权独揽，一手遮天，“一枝笔”签字，什么帐都能报销。“家天下”非常普遍。中石化原总经理陈同海，每月花天酒地的费用达120万元，平均算下来，每天挥霍的钱超过４万元。当有人劝告他要收敛些时，他大言不惭地说：“我一年上交税款200亿，这点算什么？不会花钱，就不会赚钱。”俨然把企业当成自家的了,不然他就不会贪污近二亿元，最大一笔贪污款达1.6亿元，是目前全国查出的一次性贪污数额之最。据媒体透露，最近5年全国每年都有上万名官员涉嫌行贿受贿和挪用公款。而查出的还是极少数。另外还有大量贪官外逃。媒体曾梳理最高检历年两会的工作报告发现，抓捕外逃官员数量从2007年开始急剧上涨，涉案总金额也从最早的244.8亿元上升到2012年的1020.9亿元，5年间增长4---本文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倍以上。最高法院前负责人在其2009年出版的《反贪报告》中曾引用有关部门的统计称，1988年至2002年的15年间，资金外逃额共1913.57亿美元，年均127.57亿美元。现在已经形成一种用公款行贿受贿潜规则，逢年过节必送，上边来人必送，有送必收。有民谣为证：“不送白不送，送了不白送。既然不白送，为何不去送？送后能提升，谁都争着送……”对于这种社会现象，也不能完全怪个人。在这样一种缺少有效监督制约的机制下，谁在台上都难以独善其身。对于官员来说，也处在一个两难的境地：如果不能融入环境，就会被视为“另类”而混不下去，失去前途；如果融入环境，就必须遵循潜规则，即腐败。我们相信，大部分人刚开始当官的时候是一心想当个好官清官的，但是在这样的环境里，时间一久就不由自主地发生变化。就拿前深圳市长许宗衡来说，他曾说过许多漂亮话。他的“不飘浮、不做秀、不忽悠”被广为传播，足以打动人心。他还曾声称要做“一个清廉的市长﹐不留败笔﹐不留遗憾与骂名”。中核集团前总经理康日新曾多次表示对自己的能力和清廉相当有信心：“我可以大胆地讲，我在重大决策上没有什么闪失。”“我这一辈子都在为核事业做奉献，如果我退休时，大家评价说，康日新在这个位子上是不谋私利的，我就很欣慰了。”遗憾的是，许宗衡和康日新都因严重的腐败问题落马。不由得让人想起吴思在《潜规则》中阐释的由朱元璋所发现的“新官堕落定律”。朱元璋是明朝---本文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的开国皇帝，讨过饭，当过和尚，在社会底层饱受凌辱和苦难，深知官员腐败对民众造成的伤害。为此，他坐上皇位后就竭力遏制腐败，实行了非常严厉的惩治腐败法律，但仍旧发现腐败者前“腐”后继。经过多年的摸索，朱元璋总结出了“新官堕落定律”：刚刚提拔任用的时候，这些人既忠诚又坚持原则，可是让他当官当久了，全都又奸又贪。我们有理由相信，许宗衡也好，康日新也好，当初的豪言壮语不一定是作秀；上任之初也是一心一意想为国家、社会多做贡献的。可为什么还是在“糖弹”面前吃了败仗？这正是“新官堕落定律”在作祟。朱元璋也讲立法和监督，但是因为没有形成一个从源头上遏制腐败的运作体系，于是造成了发生腐败的可能性极大而有了腐败受到惩处的可能性极小，以至于让官员们敢于铤而走险，冒死步入腐败行列。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现在，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再任期发展下去，势必动摇党的执政地位，有亡党亡国的危险。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一个好的制度能让坏人变好，反之，一个不好的制度能让好人变坏。如果不从源头上健全预防腐败制度体系，类似许宗衡和康日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