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丝绸之路对新疆少数民族绘画色彩风格形成的影响[摘要]丝绸之路是游牧民族的迁徙之路,也是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交流之路。它不仅改变了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而且丰富了新疆本土绘画,特别是对游牧民族绘画的发展,其影响是全方位的。本文从生存方式决定意识形态的角度,分析、探讨了丝绸之路上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的交融现象,及其形成的新疆少数民族绘画独特的用色风格。[关键词]丝绸之路;民族融合;色彩风格[中图分类号]J2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3115(2009)22-0092-02丝绸之路,西方人定名“silkroad”,是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他1877年出版的《中国》一书中首先提出的。1910年,德国人赫尔曼在其著作《中国和叙利亚之间的古代丝绸之路》中,完善了李希霍芬的观点,并且把丝绸之路延伸到叙利亚。所以,古代丝绸之路一般是也指从长安到叙利亚沿线的古代中外经济及文化交流。需要指出的是,丝绸之路不仅仅带来了丝绸贸易。这条交通线的内涵不是丝绸之路所能完全概括的,它既包括交通线,又包括所有的各种交流,即文化、艺术、科技、宗教等的交流。历史上,这条路的北边就是欧亚草原,古代的乌孙、大月氏、匈奴、突厥、西辽、蒙古、塞人等民族都是通过这条路西迁和北迁而来。所以,有学者称这条路是“游牧民族的迁徙之路”。这条路线从河西走廊到欧洲草原,北边都是游牧民族。当时游牧民族频繁的民族迁徙,经常带有侵略和掠夺性。但是,客观上带来了民族交融,促进了经济文化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在这条路上,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进行交流与融合,农耕文化和游牧民族的草原文化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最终,形成了大致相同的生活方式:草原游牧生活方式;大致相同的性格特征与心理偏好:豪侠义气、彪悍粗犷、重实利等等。因此,也形成了其艺术创作共有的特色:强调装饰功能,强调艺术在仪式中的膜拜功能,将岩画或者石人作为祈祷、丧葬仪式的补充。新疆位于欧亚大陆腹地,历史源远流长,其四周有先进的中原汉文化、波斯文化、印度文化。汉武帝时凿通了丝绸之路,把新疆与希腊罗马文化也连接了起来。最终,形成了四大文化在新疆交汇的局面,构建了引人瞩目又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同时,作为一个匈奴、乌孙、鲜卑、柔然、突厥、蒙古、维吾尔等民族相继纵横驰骋的多民族竞技场所,新疆自然条件很适宜游牧民族生存。游牧民族的生活具有迁徙性的特征,从客观上也促进了各民族文学艺术的交流与融合。季羡林先生在《敦煌学、吐鲁番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一文中作了精辟论述:“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丝绸之路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民族之间的大融合,并最终造成了其经济生存方式的根本转变。而游牧民族经济生存方式的根本转变,直接造成了文化体系的重构,并因之而发展了当地的艺术形式。为此,维吾尔学者拓和提指出,定居后的维吾尔族在“社会、文化方面的发展有较大的和较为稳定的连续承袭的可能。生产的发展为手工业、金属开采、冶炼、开凿河渠、社会管理、宗教祭祀等方面的发展提供了基础”。①也就是说,艺术家在相对稳定的生活状态下,进行持续时间较长的创作已成为可能。学者刘义棠认为,民族迁徙、融合体现为三个方面:“一是由牛羊肉乳酪文化型成为麦米牛羊肉乳酪文化型,由天幕移徙生活改为城郭定居生活,由素简而趋于豪华,甚至有金银珠宝之饰。二是由游牧社会改为农耕兼畜收、狩猎、兼事工商之社会。三是由凶忍、贪婪、抄寇之民族性格,一转而为平和、朴实、安定之民族。”②可见,由游牧生活方式改变为定居的生活方式后,也带来了文化体系各个层面的更新,从而不可避免地发生艺术上的转型。从吐鲁番柏孜克里克、胜金口以及库车石窟群中晚期以后的宗教艺术遗迹中,就可以发现这一现象。定居于天山东端的回鹘人在结束游牧生活,演变为相对稳定的农耕生活后,在绘画上接受了高昌――龟兹地区最有代表性的艺术形式,既延续了西域佛教石窟寺艺术的风格特色,同时进一步推进了汉风与西域画风的融合,形成了高昌艺术特色。在此之前,回鹘人在漠北时,艺术创作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