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学科特点与时代新质的嬗变——兼谈当代文学史编写的另一种思路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迄今，中国当代文学伴随着时代社会的沧桑演进，走过了五十多年的风雨历程。比之于绵延三千年悠久文学历史的中国文学来说，当代文学经历的五十多个春秋只是短暂的瞬间。然而，作为中国文学史上一种全新的文学学科，它所具有的现代意义上的文学特质以及内含丰富深刻的历史经验，却是以往任何时代的文学无可比拟的。因此，中国当代文学学科理所当然地受到人们的重视；中国当代文学也早已作为一门重要基础或主干课程列入高等教育之中。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当代文学学科附庸于政治的、时评式的研究居多。由于刚跨入新中国的门槛，时间短，缺乏丰富的文学实践和积累，当代文学一时没有也不可能修史；作为一门学科，基本依附在当时并不那么发达的现代文学范畴内。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实践积累的日趋丰富，才陆续产生了几部文学史著作。尤其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新的文学观、史学观的推动之下，倏忽之间，文学史的编写蔚然成风，在短短的十几年间先后出版了数十部当代文学史。一向比较孱弱的当代文学学科迅速浮出水面，并摆脱附庸的地位，以知识的形式进入现代大学的教育体系，成为国家叙事的一部分。教育部还将它与现代文学合在一起，以“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称谓，定为大学中文系的二级学科。有条件的学校还设有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硕士点和博士点。凡此种种，不仅明显地改变了当代文学在各学科中的弱势地位，使其一跃而成为近二十年来别具影响和辐射力的一门显学，同时，当代文学研究也引起了国际汉学界的广泛关注。但是，当代文学毕竟是发展中的新兴学科，历史、现实和诸多不确定因素的制约，使其整体的走向和过程充满了艰难、曲折及不稳定性。今天，当历史已进入了新的21世纪，当我们有可能平静理智地审视当代文学这一学科的时候，更为重要的也许不是陶醉于以往所取得的成就，而是站在学科建设的高度，给予合历史、合逻辑的归纳和清理，总结有关发展规律及经验教训，以推动它朝着更健康的方向发展。中国当代文学学科是相对于中国古代文学(包括中国近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一种称谓。就其性质来说，属于我国的断代文学史之一，还寓有类似“本朝”、“国朝”的国粹的时间含义在内，因而是一个开放性的体系，只有起点而没有终点，并不可避免地受到当代主流政治权力话语的规约和影响。按一般惯例，人们往往将1917年新文学革命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这30年左右的文学，称为中国现代文学；将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降至今尚在延续的半个多世纪的文学，称之为中国当代文学。不过，随着21世纪的到来，这样的划分与命名开始受到质疑。有人主张更换现当代文学学科名称，将现代文学称为“20世纪上半期文学”，将当代文学称为“20世纪后半期文学”，认为不能无限延伸地永远“当代”下去，没有一个底线。这一问题看来是绕不过去的，如何解决只是时间问题。但在目前尚无更好的命名出现之前，我们姑且沿用通行的当代文学的概念。据有关文学史家研究，最早使用当代文学这一概念的，是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文学研究机构和大学编写的文学史著作。这一概念的提出，不单纯是时间的---本文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划分，同时有着有关现阶段和未来文学性质的指认和内涵的预设。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以往的著作中，无不将当代文学定性为“社会主义性质”的文学，以强化和凸显文学发展的目的性的表达[1]。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文学界的领导人周扬等干脆称它为“社会主义文学”[2]。可见，这种意识形态性的命名实际上隐含了当代文学是一个更高的文学阶段的判断，它是对文学的社会政治属性而不是对文学所在的时间尤其是文学自身的判断。当然，这是就总体而言，并非所有的文学史家都认同这一判断，有的论者使用“当代文学”的概念，主要强调的还是其中的时间指向。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版的史著更是如此。而且从学理上讲，对这一概念的内涵虽可质疑，但剔除其厚积的意识形态因素，并非没有其合理性。至少就语义学和词源学角度来看，“近代”一词来自日语，为英语mod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