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学术自治与科层制的冲突与平衡基于中国大学治理结构的分析在我国政府与大学的关系界定上，1950年《高等教育学校暂行规程》规定“大学及专门学院的设立与停办，由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报请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决定之”。1985年《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在国家层面提出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1998年《高等教育法》第三十二条至第三十八条第一次从法律上明确大学七大自主权利。大学附属于政府组织，政府赋予大学自主权。高等教育系统中的行政管理主体（教育部长、校长、院长等）依据“科层式任命制度”选定，均有行政级别。学院层级的负责人（院长）的产生方式是“学校选定内部组织机构负责人”、“院（系）党政领导干部由学校党委及其组织部门按照干部管理权限选拔任用”，学校层级的学术决策人员产生方式是“校学术委员会委员经基层学术组织民主推荐、由校长办公会讨论通过”。学院层级负责人由学校层级的最高决策机构校党委选拔任命，呈现出典型的科层关系。学校最高行政主管校长及校长领导的办公会对基层院系组织推荐的学术委员具有最终否决权，行政权力影响学术任命。以学科和院系为工作单位的大学组织在科层制强化下，趋向于校、院、系行政层级关系的组织结构安排，来自于学术组织底部的学术权力和学术群体处于弱势。关于国家层面和学校层面领导管理制度的设计与操作，校、院、系各层次制度同样自上而下嵌套于宏观制度体系之中。1952年我国大学组织结构经历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院系调整，根据1950年《高等学校暂行规程》，院系结构调整为校系两级管理。1961年《教育部直属高校暂行条例（草案）》（简称“高教六十条”）规定：学校实行党委领导下以校长为首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学系层级则是系党总支委员会保证和监督系务委员会的决议执行和本系工作任务的完成。校长、系主任作为校系两级行政领导，呈上下级领导关系。此时的教育管理体制，突出行政权力在大学管理中的领导地位。20世纪90年代以来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恢复学院制，中国大学普遍采取的做法是权力中心转移到学院层级而不是学系层级。学校层面的制度设计与此顺承，现行教育部高等学校章程核准委员会评议并给予核准的大学章程文本中，一般会在第一章总则部分点明“学校实行校、院两级管理体制为主的体制”。同时，规定“学校实行校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党政二元管理的要求在学院层级以党总支与院务会议二元形式或者党政联席会议一元形式实现，学系层级的决策执行规定在大学章程中均没有提及。国家层面法律法规、政策制度规定党政领导、校院两级管理，与学校层面的领导与管理体制保持一致。国家层面的高等教育管理集权，延伸至大学内部决策集中于大学组织顶层（校级）。政府与大学的上下级关系，延伸至大学“校-院”行政层级关系。科层制强化反映在大学内部管理体制对国家层面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回应上。综上分析，我国政府、国家对大学的“单向性”主导，形成资源依赖、制度嵌套下的大学组织科层制强化。（二）功能替代、利益追逐下的学术自治弱化在大学内部权力配置上，属于党政系统的校级党委会、校长办公会、学院党政联席会是大学议事和决策机构。各级学术委员会接受党政领导的管理，下级服从上级。校院（系）的学术委员会和教授会不具有否决党政会议决策的权力，对各层次党政领导任职也没有影响。在学术决策制度安排上，学校、学院被赋予“行政层级”，存在学术决策的会议制度即学术委员会；作为教学和科研基层单位的学系，则缺失学术决策的制度安排（决策实体、决策程序）。学术自治的力量在底部被弱化，“校（实）-院（实）-系（虚）”的大学组织结构下，学术对行政呈“依附式”关系，与大学是“底部沉重”学术组织相悖。学校顶层行政权力替代大学基层学术自治功能这一现象，不妨用学者金观涛提出的组织“内稳态”、“维生结构”观点来解释：“内稳态”是每个组织都必须具有的基本性质，它保证组织内重要的共性，即组织内层次和结构的稳定。[14]组织内部耦合关系网中存在一个“维生结构”以维持“内稳态”。当组织的部分层次和结构发生“功能异化”时，会形成新的“维生结构”继续维持组织内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