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复兴到启蒙思想时期之面面观中国的文艺思想与西方相比向来是显得单调的，这与许多因素有关，中国讲究的是以静制动，以不变应万变，而西方则是欣赏在一个方面的无限突破，我们很难说，哪种思想更为优胜，但是如果到讲某一个时期文艺思想的丰富性与深刻性，中国的百花齐放时期与西方文艺复兴到启蒙思想时期便会堂而皇之地出现在我的脑海之中。这一时期的西方文艺思想发展不仅对后世文艺理论的延展具有启迪性的意义，并且在某种程度上，也动摇着西方基督教文明的信仰支柱。意大利的文豪们成了文艺复兴时期的先驱，这一时期意大利的文学与艺术深深地影响着整个欧洲板块，并对后世文艺的发展起了开山之作。在但丁之前，出现过一位颇有建树的剧作家——特里西诺，他写过一部颇负盛名的著作《诗学》，在这部作品中，他认为悲剧的剧情和人名全部或大部分是真实的，而喜剧的剧情和人名则全是诗人的虚构。同时，他也探寻了功用论的内容，认为诗人应该“寓教于乐”将教化与诗学相互融合，是其整个文学功用论的著述上出现了世俗话的倾向。然而，虽然是一部不错的论著，在很多内容上，他还是延袭了古典主义贺拉斯的理论。同时，在这本书里，特里西诺仿照了亚里士多德的悲剧六要素进行阐述，但在悲剧上，他不同以往，将“性格”放在了首位。但丁是这一时期杰出的人物，在本体论上，他有著名的四义说，认为语言有四种含义：字面义，譬喻义，道德义，寓言义。不难看出，但丁的“作品四义”说，带有中世纪文论的时代烙印。众所周知，在中世纪，由于宗教神学的统治和神秘主义的盛行，文学作品必须带有象征性或寓言性，这成为当时人们对文学作品的一种普遍要求。可以说，寓言或象征是中世纪文学创作与文学理论的一个基本原则。所以，其“作品四义”说，无疑受到这样一种具体的历史语境和文学背景的影响。但是，在今天，我们更应该看到，它具有超越中世纪特定时代的普遍意义，而最重要的是表现在文学理论中。但丁的“作品四义”说，对后代文艺的最大影响，在于，他阐明了这样一个道理：文艺作品的意义，不应该是简单的，而应该是复杂的，需在字面意义这一浅表层次下传达出更丰富、深厚的意蕴，具有一定的象征性、寓言性，这便触及到了文学作品意义上的结构层次与含蓄蕴藉的问题。这显然是文学理论中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问题。与但丁同处文艺复兴时代的薄伽丘同样是位先驱性的人物，也是在诗学方面，他有独创性的论说。薄伽丘认为诗在虚构中隐藏着真理，他和特里西诺一样，同样肯定诗的社会作用和教化作用，将文学的社会功用论推到了极致。他的《十日谈》内容丰富细致，篇篇表达与神学文学虚幻完全不同的意义，显得真切自然。在他那里，诗产生巨大作用的原因：诗导源于上帝的胸怀，是一种热情而又精细的创作：诗有完美的形式；诗人本身的修养也是使诗产生伟大教化作用的原因。在这里，创作论和功用论又有了新的思维空间。达芬奇的代表作《蒙娜丽莎》的艺术价值,不能仅仅从肖像被子画得生动逼真上面去考虑,更重要的是,达芬奇在这幅画上体现了他先进的艺术思想,即以科学的精神去观察自然的态度达芬奇虽不是个文论学者和文学创作者，但凭着对艺术创作上的独特感触，也有了颇为不同的见解，作为画家，达芬奇认为艺术是“第二自然”：画家在观察研究普遍自然的基础上，从中选择对表现事物的类型具有代表性的材料，加以集中，概括，使创造出来的艺术形象既真实地反应面前的一切，又似乎是与面前真实不同的第二自然。这种思考结果填补了基督教神学年代僵化的文艺创作理念，成为文艺复兴时期方法论上的一个典型，特别在关于艺术创造主观能动性的肯定上，达芬奇与基督神学文艺几乎完全决裂。同时期在方法论上有建树的当然不止达芬奇，卡斯特尔维屈罗是个更为正统的学者。他对于诗学有了更进一步的延伸拓展，他更直接地表明了诗的目的就是用来消遣和娱乐，文学题材应有真实性和审美性，在诗的语言上，应当遵循诗的格律，同时做到大众化。三一律也是他所提出的，这个定律强调悲剧表现事件，时间，空间应该高度集中，对这三个要素有极详尽地规定。塞万提斯的代表作《堂吉诃德》主要描写和讽刺了当时西班牙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