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本《说郛》杂考关键词：《说郛》；《四库全书》；明刻宛委山堂本；顺治通行本《四库全书总目》；《四库简明目录》摘要：《说郛》为明代文言丛书《四库全书》虽有著录但版本尚存争议。经考证《四库全书》所收《说郛》并非明刻宛委山堂本，也非顺治通行本原版，而是据顺治通行本分散后的版片补充删削而成。除顺治通行本因政治原因删削的三十余册外《四库》本又在分散的版片基础上增补进四十余册，导致有同名异书、重收书目等情况，另有少部分几册未补入，盖因版片损坏不得知书名所致。此外需为《四库》本正名，明刻本之后，已有七十余种未见于顺治通行本，因此在清以后令《说郛》渐失原貌的实则为顺治三年（四年）的刊本，而非《四库》本。中图分类号：1206.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9-4474（2017）01-0054-06《说郛》为元末明初学者陶宗仪所编纂，多选录汉魏至宋元的各种笔记汇集而成。关于《说郛》版本，法国伯希和，日本渡边幸三、仓田纯之助，中国景培元、昌彼得、陈先行等学者均有考证，为梳理《说郛》的成书及源流提供了极大参考。然对《四库全书》所收版本，或只言带过，或有矛盾之处，尚有探讨空间。一陈先行《（说郛）再考证》指出：“《说郛》传世有百卷本与百廿卷本两个系统，百廿卷本较百卷本实则改头换面、自成体系”。《四库全书总目》著录“《说郛》一百二十卷，通行本，明陶宗仪编……今考此本已无子书经注，而开卷即为《大学石经》（（大学古本》《中庸古本》三书。目录之下各注补字，是竟用其说，窜改旧本。盖郁文博所编百卷，已非宗仪之旧。此本百二十卷为国朝顺治丁亥姚安陶埏所编，又非文博之旧矣……古书之不传于今者，断简残编，往往而在。佚文琐事，时有征焉，固亦考证渊海也。所录凡一千二百九十二种，自三十二卷刘觫《传载》以下，有录无书者七十六种，今仍其旧。原本‘卷’字皆作‘弓’。”《四库全书简明目录》：“《说郛》一百二十卷，明陶宗仪编。体例如曾憷《类说》，而采摭较富，所摘录亦稍详。……此本为国朝姚安陶埏所刊，又增为一百二十卷，盖非宗仪之旧矣。”《四库全书总目》《四库简明目录》均载《四库全书》所收《说郛》为清顺治年间姚安陶埏编撰的一百二十卷本。据陈先行《（说郛）再考证》研究：“现在通行的百廿卷本相传是清顺治四年的宛委山堂刻本”，似与《四库总目》《四库简明目录》所言相合，然台湾地区的昌彼得《说郛考》认为“今通行之一百二十卷本《说郛》，乃明末所编刻。《千顷堂书目》、钱大昕《补元史艺文志》及《四库总目》著录者是也”。对于通行本的《说郛》，各家书目均题为陶埏重编，但各处所藏的印本互有差异。程毅中《（说郛）评介》指出：“所谓顺治重刻本的第一卷目录末题‘天台陶宗仪九成纂，姚安陶埏重辑’，而台湾中央图书馆、日本京都东方文化研究所及中法汉学研究所的藏本只有杨维祯、郁文博二序，无顺治李际期、王应昌的序，首卷目录末并没有‘姚安陶埏重辑’字样。据日本渡边幸三和景培元二人的研究，后两种版本印行时代在前，言《说郛》重编者为陶埏，实出自顺治印本，并非原题。清・甘雨《姚州志》卷七的《陶E传》，也只说他纂有《说郛续》，而没有提到重编《说郛》。故明末刻本《说郛》为陶埏重编之说，实不能不令人怀疑。”由此《四库》所收《说郛》究竟是明刻本还是清顺治刻本抑或其他版本，尚需进一步探讨。二《说郛》刻成后曾分散而编印为多种小丛书，至崇祯时又由分而合，重编印行，而各次印本收书又多少不同。“第一次印本为《说郛》一百二十卷，共收书一三六种，内注阙者一二四种，又《续说郛》四十四卷，收书五四四种，内注阙者六种。第二次印本为《说郛》一百二十卷，收书一三六四种，内注阙者一一三种《续说郛》四十六卷，收书五四二种，内注阙者八种，即台湾中央图书馆和京都东方文化研究所藏本是也。入清以后，版片复有残缺。顺治三年，李际期任浙江提学道，整理旧版，复位印行，凡《说郛》一百二十卷，收书一二八七种，内注阙者七五种，有录无书者四三种《续说郛》四十六卷，收书五二五种，有录无书者二十种。”兹将《四库》文渊阁、文津阁本《说郛》与宛委山堂本《说郛》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