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和当时的世界白寿彝公元前771年，周幽王为犬戎所杀，西周亡。次年周平王东迁洛邑，东周开始。从这时起到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经历了五个半世纪。这是一个列国争雄，社会剧变，文化繁荣的时期。这一时期又分为两段：前为春秋时期（公元前770#0;前476年），后为战国时期（公元前476#0;前221年）。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局面西周灭亡，王权衰落，诸侯力征。这看起来是走向了分裂和混乱的状态。但这不是问题的本质，西周时期事实上有很多的小邦，也有兼并的事情。春秋以后兼并更迅速了，邦的数目越来越少，邦的幅员却越来越大。相传，周初封诸侯“凡一千八百国”，“春秋之初，尚有千二百国……而见于《春秋》经传者百有七十国焉”（《晋书·地理志上》）。经过兼并，在春秋时期比较重要的国家，按《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所列，连周王朝在内不过十四个。到战国时期，按《六国年表》所列，只剩下八个，其中还有一个实际上微不足道的周。而且，深刻的变化主要还不在邦国幅员之量的增加上，更重要是发生了由封建而郡县的邦国结构的质的变化。因为，如果保持着封建制，那末，不论一个国家如何兼并他国、扩展领土，它也不过把自己控制以外的邦变为自己控制以内的邦而已。所以，逐渐郡县制化的邦国领域的扩大，这正是春秋战国时出现统一趋势的真正内容。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局面如果说西周的“天下”是许多邦即邦国组成的，那末，每一个邦又是由国和野两部分组成的。国人和野人是两个血缘不同的社会集团，前者较后者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处于优越的地位。在春秋时期，国、野的区分已在逐渐的消失：到了战国，这种区分已经成为历史的陈迹。当孟子答滕文公问为国的时候，他说的国、野之别，已经一半是历史回忆的“大略”，一半是经过他“润泽”的理想了（《滕文公上》）。在春秋时期，各邦基本上都还由国人中的贵族掌权，不过，国人中的新士人阶层的力量也逐渐兴起。随着国、野界限的消失，野人中的一部分逐渐上升为士；另一方面，在各种斗争中失败后而没落下来的贵族也有一部分加入了士的行列。春秋以前，非贵族而能掌权的人为数很少；到战国时期，由布衣而将相的人为数已颇不少。原先以出身决定人的社会身分的办法已经过时，爵级或财富这时成为决定人们社会地位的根本条件。春秋战国时期的学术繁荣局面随着国、野界限的消失和出身限制的解除，原先掌握在少数世袭贵族手中的学术逐渐在广大的士阶层中传播开来。加之旧礼制正在无可挽回地崩解之中，怎样面对这种形势并在与对手逐鹿中争胜，这已是各国统治者和不同社会集团的人都必须认真思考并严肃回答的问题。于是，学术在从王宫手中下传到民间的同时，也由一源而多派，从而形成百家争---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鸣的繁荣局面。值得指出的是，当时的百家争鸣中有两个特点：其一是，自孔子开创儒家学派起，各家对于先秦的学术都有所损益，因而都有所创新，而损益总以前代学术为基础，因而又都有所继承。“孔子、孟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韩非子·显学》）。韩非不相信孔、墨所称道的尧、舜就是原本真实的尧、舜，这不难理解；他又说孔、墨对尧、舜都有不同的批判的继承，这更近于事实。其二是，诸子百家互相驳难，无不欲使对方的论点体无完肤而后快，然而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这必须认真探明对方的弱点，以击中对方的要害；同时又必须认真探明对方的优点，经过汲取、加工，用以充实自己论证的力量。先秦学者很精于对各学派进行分析。《荀子·解蔽篇》云：“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宋子蔽于欲而不知得，慎子蔽于法而不知贤，申子蔽于势而不知知，惠子蔽于辞而不知实，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各家所长，却成了一种蔽障，使自己不能见到其余的道理，从而成为道之一隅。《庄子·天下篇》讲各家学术，也认为“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虽然，不该不遍，一曲之士也。”这些都是当时学者对学术流派的精辟分析，显出了当时的思想界虽然分为各派，但又始终存着道为一体的观念。先秦学术的这两个特点，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