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的分岔路口第一财经日报唐涯2015-04-02每次想到这个历史的分岔路口，我总是忍不住要问自己一个类似“李约瑟之谜”的问题：为什么我们会和现代金融擦肩而过？为什么是在那么稚嫩脆弱的滨海小国荷兰产生了现代金融的萌芽？又到周末了，下午坐在咖啡馆里备课。看着商场里熙熙攘攘的人群，忽然有个奇怪的想法，不知道有多少人知道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我们，主动或者被动，其实都被“金融”或者说“金融市场”紧紧绑定，不可分割。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社会是一个由“金融资本”驱动运行的世界。如果用非常通俗的语言来描述金融，大概就是所谓的“资金融通”吧。而资金融通借贷其实算得上人类最古老的活动之一。在今天这个时点上，我们感觉“金融”是个舶来品，不过回头看历史，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其实中国的“资金融通”业务历史之久远，可以回溯到公元前1000年。最早的借贷行为的记载始于西周（《周礼》），当时，一个叫“泉府”的机构（类似今天的财政部和央行的混合体）掌管着没利息的“赊”和有利息的“贷”。到了战国时期，民间借贷更是发达，当时最“仗义疏财”的孟尝君也常常借点高利贷来应付时不时的资金缺口（《史记·孟尝君》“邑入不足以奉客，是人出钱与薛”）。南北朝以后，“抵押借贷”又开始流行，典当（当时叫“质库”、“解库”）正式进入360行的行列。唐宋元期间，民间的，官府的，各种类型的资金融通行为，都屡屡见于史料。而从莎翁名著《威尼斯商人》所折射出来的民间借贷活动来看，一直到16世纪中叶（我天朝的大明中后期），东西方的“金融意识”还没有发生重大的分歧和变化。那么，是从什么时候，东西方的金融道路开始出现了分歧呢？这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以我粗浅有限的历史知识来看，黄仁宇的一本小书《万历十五年》中曾模模糊糊地给出了答案：“1587年（万历十五年）……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个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当大明王朝庞大的建筑体开始经受蚁蠹之困时，1588年（万历十六年），在遥远的欧洲，濒临北海的一片弹丸之地上，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以富裕商人阶层为主体的国家成立了，它的名字叫“荷兰”（荷兰联省共和国）。为了生存，这个只有150万人口的联邦制小国需要开拓远洋贸易航线，而开拓航线需要筹集大量资金。如何吸引资金，如何处理投资人和贸易船队的关系，成为这个新生国家最迫切的命题。1602年(万历三十年)，大明的神宗停止上朝已经有15个年头了，言官们照样词锋激烈地品评时政，弹劾帝相，时间在东方古老的殿堂里像凝滞的潭水。而就在这一年，荷兰开始了一段奇幻之旅，一家名叫“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的公司发行了股票——人们为这个公司即将开始的远洋贸易投资，公司许诺以利润分红。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股份制公司，所有投资者都是这家公司的所有者，将以所持股份的比例分享这个公司的成长。一时间整个荷兰社会(包括政府和各个阶层的居民)被卷入到了这史无前例的“股份制公司”热浪之中。最有意思的是，在成立之初的第一个十年，荷兰东印度公司从未发放过红利，所有的利润都用于在远东地区马不停蹄地扩张。那么，要怎么样满足公司“投资人”时不时的流动性需求呢？聪明的荷兰人又创造了一种制造流动性的机制——所有东印度公司的股东可以随时将自己手里的股票变成现金。1609年（万历三十七年），世界上第一个证券交易所由此在阿姆斯特丹诞生。可交易证券(股票)的出现使得大规模的公众筹资成为可能，资本运营也因此逐渐从资产运营中分离和独立出来，成为新的财富引擎。大规模的资金流动又促进了银行业的发展。当大明朝的广大疆域上还只有零散钱庄、典当行这样原始的类金融机构时，荷兰人已经将现代意义上的“信用”引入了他们的阿姆斯特丹银行，银行“信用”凌驾于一切政治甚至国家机器之上。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当西班牙在海上与荷兰舰队酣战之时，西班牙王室和贵族的资金仍在阿姆斯特丹银行自由安全出入。信用+可交易证券+股份制有限责任公司——这几乎打下了现代金融市场的全部基石。金融资本迅速打通了商业贸易的奇经八脉，到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