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济：不可再现的高度,阅读附答案张元济：不行再现的高度这是中国文化史乃至中国现代史上悲壮的一幕：冬日上海，阴霾的天空下，“飞灰满天，残纸堕地”。商务印书馆所印书籍、商务印书馆所设立的东方图书馆及涵芬楼之藏书，顷刻间化为灰烬，焚余纸灰飞达十数里外。时人回忆，“空中的纸灰像白蝴蝶一样随风飘舞”。时间是1932年“一．二八”事变期间，商务印书馆被日机投弹焚毁，东方图书馆遭日本浪人纵火。纸灰飘到与商务印书馆隔了半个上海的张元济寓所，这位商务的董事长望着长空，不禁潸然泪下。后来，张元济编纂《涵芬楼烬余书录》，在序中表示，取“烬余”两字，意在“志痛”。敌人的言行证明白商务印书馆的价值。侵华日军海军陆战队司令盐泽幸一曾经说：“烧毁闸北几条街，一年半年就可恢复。只有把商务印书馆这个中国最重要的文化机关焚毁了，它则永久不能恢复。”然而，张元济在给胡适的信中明确传递了商务复兴的决心：“商务印书馆诚如来书，未必不行恢复。平地尚可为山，况所覆者尤不止于一篑。设竟从今澌灭，未免太为日本人所轻。”事实是，创建于1897年的商务印书馆，无论是在遭此劫难之前，还是经过劫后复兴，始终是近代中国最大最重要的出版文化机构。由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涵芬楼进展而成的东方图书馆，藏书逾50万册，为当时全国图书馆藏书量之冠，涵芬楼更是藏有大量善本珍籍。商务印书馆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更犹如现代学术史上的北京高校一般。张元济和商务印书馆，在某种意义上说，几乎可以画等号。从1902年进入商务起，从编译所所长、经理、监理到董事长，正如叶圣陶所评价的，张元济“把商务看成是他的终生事业”。张元济与商务创始人之一夏瑞芳商定，“吾辈当以扶助训练为己任”，并曾在诗中写道：“昌明训练生平愿，故向书林努力来”。他的这一理想，使得商务印书馆成为1949年之前中国最重要的教材出版机构，并且是奠定中国现代训练体系的主要力气之一。康有为赞誉“译才并世数严林”，而严复的译著(包括《天演论》再版)和林纾翻译的外国小说，大多是在张元济主持下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张元济在商务印书馆完成了工程浩大的古籍整理工作，得到民国学术界、出版界的极高推崇。《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续古逸丛书》等，都是由他亲自选择版本、整理校勘后付印的。张元济的人生可谓传奇。他于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中进士，点为翰林。1898年，朝中大臣保荐，称康有为、张元济等为“维新救时之才”，光绪帝遂在颐和园召见了二人。1949年9月，毛泽东邀张元济同游天坛。当晚，他对儿子张树年说：“我活到耄耋之年，见过光绪，见过袁世凯，见过孙中山，见过蒋介石，今日又见了毛泽东。”由于被认定是“大老板”，张元济在1927年曾被一伙绑匪劫持了整整6天。6天中，他间续作了10首绝句，脱险后编定为《盗窟十诗》，分送友朋。其中写到“邻家笑语”、“池塘鸭子”，自认为是在“领会天趣”。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商务印书馆老编辑、对馆史素有讨论的陈应年慨叹：“今日中国的出版界，没有一家能跟当年的商务相比！”一位对中国出版史讨论颇深的学者，参观建在海盐的张元济图书馆后留言：“张元济不行追。”相关链接①商务印书馆创办时只是一个以印刷业务为主的小作坊……张元济手中，商务印书馆快速地进展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出版企业。（《传统与现代的交汇——论张元济时期商务印书馆的出版理念与中国近代文化转向》）②涵芬楼就是张元济特地为保藏古籍善本所建的地方，涵芬楼所藏古籍善本都是张元济一本一本地收来的……张元济在涵芬楼的基础上建成了闻名的东方图书馆，向公众开放。（吴永贵《张元济，在出版中安家立命》)）③张元济在自己给商务馆确定的“在商言商”的道路上，执著地走了半个世纪。作为舵手，他当心翼翼地驾驶商务馆这条船绕开政治漩涡。（《民国时执掌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④张元济是在一个动荡的时代里，辑校整理古书，钩沉、整理进而维系着中华文化的命脉……但商务究竟是企业，搜集、编校古籍究竟需要巨大的成本，所以张元济的做法难免遭人反对。有股东指责张元济收购古籍是“徇一人之嗜好”。文弱儒雅的张元济拍案而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