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众证定罪规则的历史考察与现代启示陈玺摘要：宋代司法重视程序正义，在众证定罪之前，三次讯问之际，法司应向嫌犯出示书证、物证等证人证言以外的其他证据，传统众证定罪原则所强调的言词证据之间互相印证的既有模式因此发生变化。三问程序的创制，是古代言词证据规则的重要创新，实质上是对特殊人群免于刑讯特权的间接否定，即实施三问以后，嫌犯不再享有豁免掠治之特別关照。在三问前置、刑讯为辅的规则之下，宋代众证定罪证据规则经体系重构而实现自洽，对于改变以口供为中心的司法传统，构建各种证据相互印证的机制发挥了重要作用。关键词：众证定罪;三问;追摄;拷掠;程序法定：DF73文献标志码：ADOI：10-3969/j.issn-1008-4355-2022-01-06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众证定罪是唐代正式确立的证据规则。《唐律疏议·断狱》规定：“诸应议、请、减，若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废疾者，并不合考讯，皆据众证定罪，违者以故失论。”①宋代虽直接承用《唐律疏议》众证定罪的规定，却在司法实践中创制了作为众证定罪前置程序的三问规则。律典关于官员、贵族、老幼、废疾等依法不应刑讯的旧制，也在宋代发生重大变化。与此同时，宋代众证定罪的具体情形，也因案情差异呈现多种类型。目前，学界虽有关于众证定罪的相关研究，②但针对宋代言词证据规则，特别是众证定罪原则的专文研究，迄今尚未见及。那么，意在获得嫌犯供词的三问程序从何而来？命官、宗室如经三问仍不招供，可否施加刑讯？众证定罪是否完全依赖言词证据间之互相印证？法司省略三问是否构成程序瑕疵？为破解以上疑问，本文拟通过系统考察三问不承、追摄刑讯和众证定罪三个前后相继的司法环节，围绕宋代众证定罪规则这一核心命题，查明唐宋之际证据规则体系之内涵变化和运行状态。与此同时，传承中华法律文化精华，努力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法律史学研究的时代使命。2022年1月20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公报》指出，“促进纪检监察体制改革系统集成、协同高效，推动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特别强调不断完善监督检查、审查、调查等关键环节。宋代适用于命官、宗室等特定身份群体的众证定罪规则，对于完善我国当代监察法治体系，促进刑事诉讼法治改革，尤其是对公职人员违纪违法行为认定的证据规则适用与证明责任范畴等，均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和启示价值。一、三问不承与追摄刑讯作为命官、宗室等众证定罪之前置程序，宋代三问程序是获得嫌犯供词的补强措施。三问程序之原型，可溯至唐代“三推结断”旧例。穆宗长庆元年（公元821年）十一月，据御史台奏：“应十恶及杀人斗殴、官典犯赃，并伪造计银、劫盗窃盗，及府县推断讫重论诉人等，皆是奸恶之徒……伏请今后有此色贼，台及府县并外州，但计三度推问，不同人皆有伏款。及三度断结讫，更有论诉，一切不重推问。”（宋）王溥：《唐会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228页。按：徐道邻对长庆元年十一月敕的意义有如下论断：“这里说明了重推制度里几项要点：（1）每次重推必须换另一位推官;（2）重推只限三次;（3）无理冤的犯人，加一级治罪;（4）称冤有理的，前后三位推官都分别论罪。”徐道邻：《中国法制史论集》，志文出版社1975年版，第156页。显然，设定“三度结断”的目的在于遏制罪囚滥讼，并藉此纾缓法司推鞫压力。《宋刑统》准用此敕，“三度结断”在北宋具有直接法律效力。然而，“《刑统》内虽有此条，承前官吏因循，不能申明。”（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刘琳、刁忠民、舒大刚、尹波等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8420页。淳化四年（993年）十一月十五日，据知制诰柴成务奏请，经大理寺详定，对于伏罪分明，录问翻变者，“如三经推勘，伏罪如初，款辨分明，录问翻变，（监）〔临〕决称冤者，并依法处断”。（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刘琳、刁忠民、舒大刚、尹波等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8419-8420页。由此，长庆元年（821年）敕规定的“三推断结”原则构成宋代“三度推勘”的历史渊源，并对适用于命官、宗室的三问程序之形成产生直接影响，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