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挤叶挺，皖南悲剧项英应负直接责任先后有过两部大型电视剧接触到皖南事变，都能对国民党处心积虑消灭新四军作了符合史实的描写；而对新四军未能及时避祸以致撞入顽军包围圈的原因却持论不一。第一部名为《新四军》，基本上没有揭示为什么当时新四军总部没能跳出包围圈的原因与责任；反倒不厌其烦地在项英的政治品质个人魅力如何优秀上大做文章。其目的不言自明。后一部名为《叶挺将军》，初步接触到了项英的责任，同时肯定了叶挺的“党性”（尽管他已不是中共党员了）及其与项英的斗争。所以这部电视剧基本反映了历史真相。温靖邦认为，所谓历史文学，就是用文学的笔法去再现历史。既是历史，就容不得虚构。故温靖邦在《虎啸八年》（花城出版社）里对皖南事变的再现不敢有半点妄篡。现将相关章节摘录于次：军队的命运与其主导将领的命运是紧密相连的。而性格决定命运，人品也决定命运，性格与人品成了轨道，规范了命运的去向。新四军云岭总部及其直属部队九千多人的命运，便不可避免地给扣置在项英的运行轨道上了，悲剧命运也不可避免地给预订下了。不可否认，项英是一位可敬的共产主义者、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他领导过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一九二五年以后历任中共中央的委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苏区中央局书记、副书记、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一九二八年中共六大期间斯大林单独接见他，称他是中国工人阶级出身的领导人，勉励他“要不断地在斗争中锻炼，加强学习理论知识。”斯大林对他的嘱咐，应该说是正确的；我们作为后辈在这里妄自揣测，也许正是斯大林的器重，无意间助长了他性格中自负的一面，也许悲剧在此刻就已经种下了。上海的中共中央与江西根据地的毛泽东矛盾重重的时候，项英坚定地站在中央一边，对毛泽东的游击主义与“丧失阶级立场”的“团结大多数”策略展开不妥协的斗争。一九三一年奉派前往瑞金，取代了毛泽东的职务。后来毛泽东调侃“钦差大臣满天飞”就是指的这类事情。新四军成立，他兼两个职务：政委和副军长；党内又是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此时发生了一个奇怪的现象，作为东南局的书记，居然常常对中共中央的指示消极对待，却对中共中央长江局（武汉）言听计从。难道项英把理论上应与东南局同级的长江局当成中央了吗？是的，长江局的负责人是王明和周恩来，这两位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都是他十分敬佩的领导人，一向合作愉快。莫非项英意识深处有着封建主义从属关系的积淀？也许是这样，也许比这还要复杂得多吧。应该说，不听中央指示，正是导致悲剧发生最直接的原因！固然，项英从来就没有向任何一个部下流露过对延安的中共中央有腹诽、有抵触情绪；而在执行指示、执行谁的指示方面却已让部下不无察觉。对叶挺的排挤，恐怕不只是政治上的偏见——广州起义失败后叶挺出走海外，从此脱党；最主要的是叶挺坚定地信赖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对消极处置中央指示的行为颇表异议。我们要深刻剖析悲剧发生的根由，就不能不痛苦地正视这一切。中共中央对项英多次排挤叶挺、对项英屡次不执行指示早有察觉。对此不是没有进行过批评，也不是没有耐心地等待过。无奈项英似乎决心占据山头另搞一套不愿受制于中央的倾向有增无减。中央派饶漱石、曾山赴云岭，出任东南局副书记，期望能改善局面，能让叶挺可以正常发挥军事指挥员的作用。而东南局由项英一个人说了算的集体无意识已经形成，饶、曾二同志去了后只能徒呼奈何，眼睁睁看着叶挺依然有职无权而毫无办法。本着对新四军负责对中国革命负责的愿望，为拯救新四军，中央决定不再姑息，采取措施分割权力。派刘少奇组织中原局，并预设江北指挥部，由叶挺任总指挥，统一领导长江以北的新四军与八路军；组建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由陈毅任总指挥兼政委，粟裕任副总指挥，领导苏北与苏南新四军。这些都是后话，暂且打住。一九四0年初，新四军的兵力分布在几个地区：叶挺、项英率新四军军部和一个支队驻皖南；陈毅、粟裕率新四军两个支队开辟了苏南根据地后，成立了苏南指挥部，同时遥控苏北的一个支队；张云逸率一个支队在皖东建立根据地；彭雪枫与李先念也各率一个支队在华中开展敌后斗争。这时，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