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裁判的可接受性司法裁判的可接受性：未知摘要：司法裁判可接受性的存在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在一定的特殊时期，其存在与发展有一定的必然性。司法裁判的威信与公信力需要借助裁判的可接受性来树立，这种制度虽然与现代法治理念有所冲突，但是在现阶段司法裁判可接受性是中国司法改革与发展的必经之路。关键词：裁判可接受性；民意；司法权威；司法民主：DF03文献标志码：A：1002-2589（2012）03-0049-03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大众交流方式越来越便利，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也越来越密切，公众通过网络、报纸、电视等媒体参与社会热点案件讨论、关注案件的裁判进程也已成为一种“潮流”和“趋势”。当一个个案件通过媒介被公众所关注，一旦公众意见能够取代法律标准的看法成为普遍的观点，那么法律上的考虑就变得不再重要，案件由此也越来越向“事件”转化。“事件”这个社会学术语，实际上表明了它的解决主要取决于社会的动员力[1]。因此，裁判可接受性的概念就是针对这种事件化的案件提出来的。然而，在这种模式下，当事人在个案当中，不再是寻求法律的、更为可靠的依据，而是通过舆论引发社会对案件的关注和同情，从而影响司法裁判。而公众意见之所以能够取代法律标准成为判案的依据，主要是由于公众对于法律及司法的不信任所造成的，而产生信任危机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在于中国立法制度的滞后性与缺陷。其次，在审判过程中由于法官素养的良莠不齐从而在适用法律，行使权力的过程中导致裁判结果的千差万别。第三，司法过程“权大于法”等现象对于司法公信力过度的透支。最后，对于中国的司法独立，并不存在如同英美法系三权分立形式下的独立。我们寻求的是在中国特殊国情的背景下，法官个人、法院系统的独立。然而在现实生活中，这种独立也显得那么无力。由此而言，公众对于法律与司法的信任危机已经严重影响了法律作为案件裁判标准和权威的地位。那么如何在舆论的关注下，重构司法的信任与权威，发挥法律作为裁判依据的决定性作用，从而确保社会公众从内心深处对司法裁判产生依赖和信任。在以下的内容中具体分析。一、司法裁判可接受性概念之界定在司法裁判的历史发展演进过程中，法律并不只是一套规则，它还是一种程序，一种活生生的社会过程。追本溯源，古代西方的司法审判形式主要是由神职人员主持，通过宗教的仪式或者传统，以圣经和教会法来作为裁判依据所进行的。西方的神意说认为，法即神意。古代社会的“君权神授”理论包含的法德观念几乎都法自神出，是神（上帝、先知等）为人类规定的行为标准。现在，神学的自然法学家仍然主张法是上帝意志的体现[2]27。而在中国的古代，传说有种独角的神兽名为“獬豸”，俗称独角兽。它拥有很高的智慧，懂人言知人性。它怒目圆睁，能辨是非曲直，能识善恶忠奸，见到有人相斗，它会用犀利之角触去理曲之人；听到有人相争，它会用嘴咬挑起是非的一方。在中国的古代，“獬豸”就是法的化身。据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字书《说文解字》考证，“法”的古体是“■”。“■，刑也，平之如水，从水；■，所以触不直者去也，从去”。由此可见，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最初的司法形式都是通过宗教或者神权之法作为依据进行的。民众对于法律的遵守与认同也是因为内心对于神鬼之论以及宗教的恐惧和威慑。这正是司法裁判可接受性最初的雏形。然而，随着历史的发展和变迁，司法裁判也由最初的注重实体公正逐渐被程序公正所代替，700多年来公平正义已经成为司法制度的基本标准。无论司法是以何种方式进行，判决是以何种形式作出，公众对于司法裁判的接受性正是司法制度的发展演变过程。人们最初因为信仰宗教而信仰法律，宗教因法律而具有社会性，法律因宗教而获得神圣性。在所有的文化里，法律和宗教都共同具有四种要素：仪式、传统、权威和普遍性。而在发展过程中，司法裁判除了保留一些宗教的仪式（如，英美法庭的证人宣誓形式以及法官的衣着）以外，法律已经摒弃了对宗教的纯粹依附，公平、正义、尊重事实已经成为法律的左膀右臂。因此，人们逐渐从通过宗教和神权接受认可裁判结果到现在通过法律公平、正义的标准来接受认可裁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