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型政府：理想抑或现实——以国家与社会的辩证关系为视角【专题名称】【专题号】D01【复印期号】2011年03期【原文出处】《》(武汉)2010年6期第22～30页【英文标题】Service-orientedGovernment:FromIdealtoReality—APerspectiveoftheDialecticalRelationshipbetweenStateandSociety【作者简介】胡重明(1985-)，男，浙江临安人，浙江师范大学法政学院硕士生，研究方向为服务型政府，浙江金华321004【内容提要】虽然在国家与社会的张力之下，作为公共行政理想的服务型政府遭遇了现实的矛盾，但从国家与社会的辩证关系的视角来分析可以得出，服务行政有别于政治和行政发展史上其他任何一种国家行政形态，因其国家理想与社会理想的一致性实现了公共行政的价值性回归，因而成为一种可欲的理想目标。与此同时，中国市民社会的发展、社会自主性的强化还为这一行政理想的实现提供了充分的可能性。因此，构建服务型政府必须立足于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以国家工具性的社会化，努力化解国家工具性与国家自主性的矛盾。通过服务价值的社会化、公共权力的社会化、政府职能的社会化，在国家与社会的相互形塑过程中，促成二者关系的重新调整和国家的自我重塑。Inthetensionbetweenstateandsociety,service-orientedgovernment,asanidealofpublicadministration,confrontscontradictionsinreality.Withanalysisofthedialecticalrelationshipbetweenstateandsociety,wecouldfindthat,service-orientedgovernmentisdifferentfromanyotheradministrativeparadigmsinthehistory.Itisadesirableidealbecauseitsstate'sidealisconsistentwithsocialideal,anditcanachievetheoriginalvalueofpublicadministration.ThepossibilityoftheidealcanbeincreasedwiththedevelopmentofChinesecivilsocietyandsocialautonomystrengthening.Therefore,buildingservice-orientedgovernmentmustbebasedontheactualdevelopmentofChinesesociety,andstrivetosolvethecontradictionbetweenstateinstrumentalityandstateautonomybysocializationofstateinstrumentality.Intheprocessofshapingbetweenthestateandsociety,weshouldpromotetorestructuretheirrelationshipandtheself-modelingofstatebysocializingservicevalue,publicpower,andgovernmentfunctions.【日期】2010-08-02【关键词】////////中图分类号：D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7023(2010)06-0022-09“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既是政治学和社会学理论所讨论的焦点，也是公共行政实践中必须应对的一组矛盾。从当下来看，“服务型政府”构建的实质就在于对以往“国家”和“社会”关系的一种超越，即服务行政应当不仅仅意味着实现“德治”的全面胜利，而更为重要的是一种关涉整体社会结构深刻变革的新的社会治理模式的形成和发展。因此，在理论上认清服务行政模式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将有助于解释服务型政府理论的可欲性和可能性。一、“主谓词”的颠倒：服务行政的理想设定与现实矛盾通过借用费尔巴哈的术语，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政治哲学中“主谓词颠倒”式的逻辑，从而得出了“不是国家和法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和法”的结论。可以说，正是社会的现在性决定了国家的改革与建构必须立足市民社会的发展实际。同样，作为社会历史阶段的产物，服务型政府的构建必须遵循本土化的社会发展逻辑，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寻求一条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无疑，不管是理论界一直充斥的关于“国家”或“社会”、“国家”或“市场”的争论，还是实践中把握对市场力量、社会自治力量“控制”或“非控制”的程度，我们都不得不意识到，公共行政正处在一个全新的充满矛盾冲突的语境之中。正如张康之教授所忧虑的：“现在看来，人类实践理性的发展已经达到了这样的地步，让人时时向自己提出一个问题：人类应当在冲突中生存还是通过合作而谋求共生共在？”[1]以上问题的实质就在于国家与社会在治理中所呈现的“中心—边缘”结构。处于工业社会中的政治国家一直占据着治理的中心地位，而社会自治力量则相对薄弱，常常处在“被控制”的边缘位置。可是，“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