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背景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公众知情与隐私保护张涵康飞王桂平摘要：大数据时代，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过程中的个人隐私保护面临更大挑战。以新冠疫情为例，在抗击疫情中，既要满足公众防疫的信息需要，也要保护相关人员的隐私权益。通过558份问卷调查，同时结合网络文本分析，分析了公众在突发新冠疫情中的信息需求、隐私关注与政策影响三方面因素的观点，分析疫情下平衡公众知情与个人隐私保护的策略。建议完善疫情信息发布相关法律法规，建立统一信息公开平台，制定数据公开标准，建立隐私泄露救济机制，加强隐私保护的宣传和认识，以在保护公众知情权的前提下，做好个人隐私权益保护。关键词：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公众知情；个人数据；隐私保护：G301：ADOI：10.3969/j.issn.1003-8256.2021.06.006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20BGL050）0引言自2019年12月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各地政府多措并举切断病毒传播途径，包括自上而下的交通管制、延迟开学和复工、疫情高风险人员隔离和医学观察、運用大数据技术加强疫情溯源和监测等。在疫情防控过程中，对疫情高发地区返乡和旅行经历人员信息的采集，对于阻断疫情蔓延，提高公众自我防护起到了积极作用。相比于以往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当前发达的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在疫情防控和重点人群流动监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同时也使当事人个人隐私的泄露和传播更迅速，产生了更大的隐私泄露风险。在此次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中，确诊患者的个人信息、行动轨迹被推入公众视野，随之而来的讨论、调侃乃至冷嘲热讽也屡见不鲜。例如，辽宁沈阳确诊病例尹某某个人信息被泄露后，家属发文称自己遭受“网暴”，每天都能接到上百个陌生的电话和短信，情绪接近崩溃①。成都女孩赵某的个人信息包括真实姓名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等个人信息都被曝光在各大网络平台，遭到辱骂与质疑②。确诊患者的个人隐私信息在网络大范围传播的情况，引发了公众对于个人信息过度披露的担忧和争论。大数据时代，隐私泄露对个人造成的后果是巨大而不可逆的，这使得公众对于个人隐私泄露更加敏感，对隐私保护愈发关注[1]。从个人的角度来看，个人对于隐私数据的关注程度主要受到三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是性别、年龄、教育程度等个人特征[2]；二是信息保护的自我效能感、隐私风险承受能力等主观因素[3]；三是文化、社会环境、法律规制等外部影响[4]。以往的研究显示，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个人隐私信息公开的顾虑主要产生于个人将数据提供给某个组织后，对组织如何使用及保护个人信息的顾虑[5]。顾虑的原因包括三个方面，分别是收集方信用、本人知情和事后救济[6]。此外，不同情况下个人对隐私让渡的认知和容忍度也不同[7]。基于隐私计算理论，个人在进行信息披露时会进行成本-收益（cost-benefit）分析，只有当收益大于或等于风险时才会有信息披露意愿[8]。个人的隐私保护意识越强，其感知到的信息披露风险就越强[9]；当个人能够自主决定披露的信息种类以及信息共享对象时，其信息披露意愿会得到提升[10]。个人隐私数据被泄露、非法提供或滥用可能危害其人身和财产安全，极易导致个人名誉、身心健康受到损害或遭受社会排斥和歧视。有鉴于以往研究的启示，在抗击本次新冠疫情中，既要充分披露相关信息，满足公众防疫需要，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又要保护涉疫情人员的个人数据合法权益，防止隐私泄露。因此，政府在重大疫情治理中进行信息公开时会面临公众知情权与隐私权冲突的难题[11]。对于本次新冠疫情中的隐私泄露问题，我国学者也进行了一定的研究，郑保章等[12]指出大数据在助力疫情防控的同时，会间接带来个人信息泄露的风险，可能会为“精准诈骗”等犯罪行为提供可能。孟卧杰等[13]指出披露涉疫人员信息具有正当性，但应防范涉疫人员信息遭受过度披露。针对疫情防控下的隐私信息公开需要兼具公共利益维护与个人隐私保护的双重需求，王东方[14]提出了身份信息公开和线下行为轨迹公开的优化方案。时诚[15]认为我国应尽快修订《传染病防治法》，明确规定疫情防控中个人信息使用的基本原则、个人信息使用的正当事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