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两起杀妻案看中国的法律法律中国的法律制度与国外特别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法律制度有着天壤之别，就拿美国的宪法来说，它已经颁布实施了一百多年，使用了一百多年，至今也没有改变，可是我国的宪法从新中国建立至今也就是五十多年的历史，已经颁布和修改了多次。现在随着国家法制建设的不断完善，不断会有新法颁布，可是包括对新法的司法解释也在不断出台，这很让人困惑，明明是刚颁布的法律，怎么就有那么多的漏洞，有那么多的不完善？需要靠司法解释来完善？而司法解释真的就可以完善那些漏洞吗？过去我们常常批判西方一些国家的法律制度，说它如何腐败，只为资产阶级服务，生活在社会低层的人根本就得不到法律的保护，对于媒介类似的报道我没有考证过，但是辛普森一案的审判，克林顿总统在位时对其丑闻的有关报道，一个华人帮佣在美国被雇主殴打致伤，最终通过诉讼获得了赔偿等事件和事实，却让我欣赏象美国社会那样的法律制度，在那里无论你身居何位，总统或是平民，名人或是无名之辈，富翁或是乞丐，在法律面前一样平等，没有谁可以超越在法律之上，但这并不等于说西方国家的法律制度就很完备，就没有冤假错案，辛普森杀妻案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在辛普森杀妻案中，警方已经掌握了大量证明辛普森杀害前妻及其男友的证据，但他们为使案件更加“铁证如山”，愚蠢地伪造了一双沾有辛普森和他前妻血迹的袜子。正是这双袜子，最终被被告方证明为实验室里的产物。美国法律中有一条著名的证据规则：“面条里只能有一只臭虫”。这是一个形象的比喻：任何人发现自己的面碗里有一只臭虫时，他绝不会再去寻找第二只，而是径直倒掉整碗面条。同样，即便洛杉矶警方获取了大量能证明辛普森有罪的证据，但只要其中有一样（袜子）是非法取得的，所有证据就都不能被法庭采信，辛普森被宣判无罪。本案所反映的最大问题是，美国社会在观念上的种族对立仍然明显。判决前后，不同的美国人态度的对立更令人吃惊。据判决前的一项问卷调查，74%的白人认为被告有罪，而77%的黑人则认为无罪。宣判后的调查依然与此类似。就全体人口的抽样调查，67%的人认为判决不公，28%的人则认为公正（这与美国人口中黑人的比例比较接近），5%的人不确定。美国广播公司（ABC）的另一项调查表明，37%的白人同意宣判结果，83%的黑人表示赞同。不少美国人对陪审团这一制度的合理性和公正性提出怀疑。被害人的父亲在刑事判决后的记者招待会上泣不成声地说：控方并未打输官司，而是我们的国家输了，正义没有得到伸张。判决后ABC的一项调查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陪审团换成一半白人，一半黑人，结果会怎样？48%的白人和49%的黑人都认为结果会不同。宣判后另一项调查也表明，70%的白人和18%的黑人仍认为被告有罪。24%的白人和64%的黑人则认为警方制造了假证据。辛普森杀妻案的民事审判结果与刑事审判大相径庭，在民事案件的审判中，辛普森被认定对前妻被谋杀有责任，而被判决承担巨额的民事赔偿。辛普森杀妻案的刑事判决与民事判决，陪审团的人种组成是一个关键。当然，该案的刑事判决和民事判决之所以出现如此之大的差距，其根本原因仍在美国黑白种族之间那种根深蒂固的对立，而且这种对立估计还会存在相当长的时间。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隔膜可能会渐渐淡化，但却永远无法根除。辛普森杀妻案，由于警方在提取证据时有一个证据是非法取得的，而导致所有的证据不能被法庭采信，使辛普森得以逃脱了法律的制裁，这不能不说是美国法律制度的一大败笔，辛普森杀妻案如果发生在中国，他肯定早已走上了西天。同样是杀妻案，震惊全国的佘祥林杀妻案，佘祥林就没有辛普森那样幸运了，佘祥林患有精神病的妻子张在玉失踪，其家人怀疑张被佘杀害，尽管指向他杀妻的许多事实都不清楚，证据也不充分，但是他还是被定了杀人罪，被判了死刑，佘祥林提出上诉后，二审法院认为案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发回重审。该案被移到另外一个法院审理后，佘祥林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这样的判决很让人费解，如果佘祥林真的杀害了自已的妻子，以法院认定的事实，他应该被判处死刑；而如果佘祥林杀妻的证据不足，不能认定他杀妻，他就应该被无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