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其昌艺术理论中的儒家思想马躏非【专题名称】造型艺术【专题号】J7【复印期号】2010年02期【原文出处】《书画世界》(合肥)2009年5期第72～73页【英文标题】TheConfucianisminDongQichang’sArtTheory【作者简介】马躏非，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讲师【内容提要】董其昌的书画艺术属于传统美学范畴。他的作品均以秀润、文雅为主要特色，呈现出一种非常静穆、儒雅的精神状态。就他的作品而言，极其符合儒家的审美范式，既具有“庙堂之高”的气象，又有“江湖之远”的灵性。其艺术理论也以儒家的“原道”思想为核心，提出的“南北宗”论为文人画树立了理想的楷模，力挽晚明画坛危局，重现文人画活力和生机。本文将着力探讨董其昌的艺术创作和理论与他的儒家思想的关系。【关键词】董其昌/儒家思想/文人画/南北宗一、董其昌艺术风格与儒家的审美范式纵观董其昌的一生，“和易近人，不为崖岸”，深受儒家修身处事原则影响，虽然其真正在官位累计时间并不长，但他是迫于恶劣政治环境的无奈选择，始终没有真正地像陈继儒那样“取儒衣冠焚弃之”，绝意仕途，相反总是与官场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等待时机再度出山。因此，董其昌无论从为官职位还是为官思想都是儒家教育体制下地道的士人代表。儒家以“载道”为核心进而对艺术风格展开论述，认为只有“中和”之美才最能充分地体现天理准则及规范，“夫有平和之声，则有蕃殖之财。于是乎道之以中德，咏之以中音。”[1]这种“平和之声”中和平正，具有“庙堂之音”，它能使自然和社会得到和谐发展，使国家安宁，天下太平，儒家将艺术的社会功能联系到了社稷稳定，民生安宁，认为“听和而视正，听和则聪，视正则明。聪则言听，明则德昭。”[2]足可见“中和”艺术的作用在儒家看来是何等重要。许多学者认为具有儒家思想的艺术风格就是刻画工细、严谨，因而据此将“北宗”划定为儒家思想，其实这种划分未免简单肤浅。本文认为儒家所谓“中和”之美绝不是指技法上的谨细工整，而是一种艺术境界，就像皎然所论的“至险而不僻，至奇而不差，至丽而自然，至苦而无迹，至近而意远，至放而不迂，至难而状易”。[3]其艺术的根本精神就是要平和中正，温柔敦厚，把艺术中各种对立的因素恰当地统一起来，反对偏执极端地夸大突出某方面，并认为只有这样的艺术才“与天地同和”。董其昌在其艺术理论中也曾谈到了：“画家应以天地为师，其次以造化为师，其次以古人为师。”其思想实则与上述思想一脉相承。中国古代士人创作书画的时候，以儒家的“执两用中”为原则，创作出或静穆古雅或端庄文雅的风格，澹远而不荒寒，苍茫而不冷涩，文雅而不甜俗，柔润而不萎靡，也即“外枯而中膏，似澹而实美”[4]的意境。董其昌的老师莫如忠书法极为精妙，超凡而稳重，讲传统求法度，董其昌深受其浸染，在书画创作中始终追求的是一种平和静穆之气，其在挥写过程中心境悠闲，澄怀虚静，从而创作出平淡天真、柔润而有韵致，含蓄而有变化的作品。秦祖永称董画：“风神超逸，骨格秀灵，纯乎韵胜。”[5]针对具体创作，董其昌曾云：“作书最要泯没棱痕，不使笔笔在纸素成板刻样。东坡诗论书法云：天真烂漫是吾师。此一句丹髓也。”[6]在用笔上他追求含蓄蕴藉的表现方式，“画无笔迹，非谓其墨淡模糊而无分晓也。正如善书者藏笔锋。”[7]并由此反对北宗，尤其是南宋院体及浙派“纵笔驰骋，强夺横取”[8]的作画风格，从文人画角度对“遒劲”阐发了自己的独到见解，称：“盖用笔之难，难在遒劲。而遒劲非是怒笔木强之谓，乃如大力人通身是力，倒辄能起。”[9]因此，他认为北宗画表现出心中的躁动之气，而这种刚劲刻露的绘画风格和躁动激奋的情感流露都是不符合儒家艺术准则的，也即皎然论诗二要，云：“要力全而不苦涩，要气足而不怒张。”[10]也正是因为董其昌绘画风格符合了儒家正统的审美标准，才使其作品在清初统治阶层受到了大力赞赏。康熙爱好古书画，对董其昌书法参悟得极为透彻，曾云：“华亭董其昌书法，天资迥异，其高秀圆润之致，流行于楮墨间，非诸家所能及也。每于若不经意处，丰神独绝如微云卷舒，清风飘拂，尤得天然之趣。”[11]乾隆帝对董其昌书画更是十分痴迷，所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