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耀洁为什么想自杀高教授这些年一直正大光明地进行着防艾工作，也因此遭受了多方面的重压。虽然时常感到绝望，但她从未停止普及艾滋知识的脚步“从我接触艾滋病以来，一直到今天，经历了很多的磨难。我现在的心情，一言难尽。”2006年11月14日，高耀洁教授在郑州市家中对《?望东方周刊》记者这样表示。这位被称为“中国民间防艾第一人”的老人数度流露出消极的情绪，“我真的不想活了。”感到处于崩溃边缘的不仅是这位79岁的高龄老人。香港智行基金会主席杜聪承认，自己在进入防艾领域后心理状态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我晚上做噩梦，半夜醒来的时候，无缘无故地哭，这些不是我刻意去想的。但是我确实受到了一些影响，就好像你无意地去看一个谋杀案，或者一个车祸，你是不想看见的，但是被你看见了，以后会经常想起。在驻马店乡间崎岖的山路上，中华红丝带志愿者组织的发起人之一郭保刚远眺艾滋村，告诉《?望东方周刊》记者：我常常觉得自己要崩溃了。因为有时利用单位电脑进行“防艾”，他前不久刚丢了―份工作。这让他很委屈：“为什么别的人上班可以打游戏，而我为艾滋孤儿做一点事情就被认为是不务正业?”事实上，在艾滋病这个特殊的防治领域，需要关爱、承受痛苦的不仅仅是患者和他们的亲人，还有那些默默做着奉献的防艾人士。“不能再遮遮盖盖了”当地政府的不配合是防艾工作者遭遇的首要难题。这也是最让高耀洁教授深感痛．恨的：“官员说瞎话。现在地方上一直在捂，捂得太严了，从前是公开的，现在则是变相地捂，犹抱琵琶半遮面。他们要想做好，一定要说真话，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能掩耳盗铃。不能再遮遮盖盖了。”因为坚持不懈地深入农村、公开疫情，高耀洁这些年来让许多官员面上无光。有人跟踪她的行动，监控她的电话。在艾滋村有个口头语：“防火，防盗，防高耀洁来到”。“我现在就是出门买个肥皂都有人跟着。”高耀洁苦笑道。她告诉《?望东方周刊》，如果在艾滋村发现她的踪影，只要去举报，就能得到500块钱的“奖励”。在河北邢台，杜聪的智行基金会曾打听到一些艾滋孤儿，于是立即从上海派人到当地给孩子送生活费，但是却受到了当地政府的阻挠，始终没能接触到孩子。在安徽利辛县，智行基金会也曾数次碰壁。2005年3月的时候，安徽阜阳防疫站的程主任帮忙联系了当地政府。到了6、7月份，智行的大陆干事汪跃华第一次去利辛，教委科长让他们“等一等”。到了8月份，一行人再次到利辛呆了数天，但也始终打不开局面。“业务部门说要找政府，政府要找宣传部长，最后找到了一位副县长，他说不好表态。”一同前去的程主任告诉《?望东方周刊》。至今，智行在当地只救助了2个艾滋孤儿。而知情者反映，当地的艾滋病患者有700人之多。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防艾人士告诉《?望东方周刊》，著名的无国界医生组织曾迫切希望在河南设立艾滋病治疗中心，但未能成功。最终，在2003年4月10日，无国界医生组织与湖北省签约，在与河南临近的襄樊市设立了艾滋病治疗中心，外地的艾滋病患者只要凭借所在地的患病证明文件也可以在那里得到免费医治。可是由于害怕疫情数据被掌握，一些地方政府甚至不愿意出具患病证明。此外，不少防艾组织和政府的关系很紧张，得不到必要的支持，更谈不上指引。不过，不少防艾工作者也承认，这几年地方政府对防治艾滋的态度还是在转变。郭保刚告诉《?望东方周刊》：“比起四五年前，环境已经改善了许多。那个时候我们下乡做工作，都是像做贼一样。现在除了个别的，大部分地方政府已经不反对了，有的还表示欢迎。”你看过心理医生吗?对防艾人士而言，个别地方政府的不配合还只是外部的干扰，更难耐的是内心的煎熬。他们目睹了过多的苦难，这些苦难和他们自身所受的家庭压力、经济压力交织在一起，让他们难以承受。中华红丝带救助了一个家庭，一家三口都得了艾滋病。母亲前不久在高烧中去世了，孩子才六七岁。“我去的那天，母亲正好下葬。小孩和他的爸爸在山顶上哭得惊天动地，痛不欲生。小孩子也在发烧，烧得嘴唇都出血了。艾---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滋病人是最怕发烧的。那天还下着雨，小孩嘴上的伤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