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权威的衰亡_清末新政改革的瓶颈[收稿日期]2005-12-23[作者简介]杨冬磊(11010-)男,河北邯郸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旧权威的衰亡———清末新政改革的瓶颈杨冬磊(华东理工大学文化艺术学院,上海20037)[摘要]20世纪初的中国,伴随着义和团起义和八国联军战争的爆发,业已拙态百出的清王朝,面临着因外忧、内患而带来的空前的权威危机。为了挽救其权威的不断衰亡,清廷毅然采取了包括:整顿吏治,调整机构;整顿军队,编练新军;振兴实业,奖励工商;废除科举制,改变教育体制在内的新政改革。然而,由于改革时机的把握不及时,策略方式的采取失当,以及改革者自身的能力缺乏、私心作祟等不利因素的局限,改革各项措施的实施终未能达到改革者的初衷。进而,这场意在自救的改革最终竟成了革命的催化剂,而非是革命的替代物。旧权威衰亡的改革瓶颈充分彰显。[关键词]新政;旧权威;整顿吏治;新军;科举制;振兴实业;改革瓶颈[中图分类号]K2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18-10196(2006)01-0070-021900年发生了义和团起义与八国联军战争,以慈禧为首的清朝皇室逃亡西安,清政府遭受了有史以来最为深重的政治危机。政治危机带来的《辛丑条约》被迫支付的4.5亿元巨额赔款,以及之后在军事上、外交上主权的丧失殆尽,最终使清廷翻然醒悟,开始了一场旨在自救的革新运动———即清末新政改革。此一改革的最终目的无非是试图通过政治、军事、经济、教育等方面的改革,来挽救因严重的民族危机而带来的旧传统权威的不断丧失,从而达到统治地位的转危为安。然而民族危机下传统社会中改革的瓶颈效应(改革之目的乃为旧权威创造新的通知合法性。其实现同时需要一定旧权威的存在支持,然而改革的进行却又在不断的消减这样的合法性支持),最终未能使没落的清王朝达到其改革的初衷,改革出现了大量的问题,而清政府却没有能力与决心妥善处之。最终,改革反而加速了传统权威的衰亡。一、业已存在的信任危机戊戌年间,因甲午战败而导致的光绪皇帝的变法运动曾使举国上下一致欢呼,人人皆庆幸“吾国终可富强矣”。这体现在清末曾任美洲四国出使大臣的张荫棠在一封奏折中所提到的那样:“戊戌变法,新机一开,耸动邻邦之观听,外人与吾国商民遇者,握手称庆,望中邦之将为强国。[1](P360)然而,不幸的是此次变法运动终因领导者———无实权的皇帝采用的过激行为而促成的反对派最大的联合,瞬间将变法扼杀于摇篮。然而,令人啼笑的是,时隔6年之后,这些曾经凶残镇压旨“变法图强”改革的罪魁祸首们却摇身一变成了又一次改革的倡导者和领导者。其动机和效果自然遭到了国人的怀疑,使国人产生了一种“你刚唱罢,我登场”的政治做秀感。加之改革领导者自身所具有的腐化堕落本性在民众内心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最终决定“新政”改革的政治动员是十分有限的,这对于旧权威改革合法性的先天不足无疑是“原罪”性的。“假维新”、“伪变法”之说层出不穷。就连曾是清廷卫道士的梁启超也曾以此等词句相讥。改革者的信任危机由此可见一斑,权威影响已大不如前。二、整顿吏治收效甚微,财政危机引来统治阶层腐败的变本加厉乾嘉以来,统治阶层的腐败业已成风,清末新政却未能在整顿腐败上有所作为,反而使贪官污吏者借以新政巧立名目,聚敛钱财,情况之严重随着新政期间各项改革措施的不断实施所带来的财政危机的加深而更显巨之。众所周知,一项改革的成败除决策的正确与否之外,还要求有强大的经济支持,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然而,清末新政时期,经济困难却出现了某些恶性循环。以新军编练为例,“如果根据36镇的编练计划估算,每年需花5400万两以上,而清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才9000万两左右,编练计划就只能大打折扣。”[2](P306)由此可见,清廷要推行新政,必须投入必要的改革经费。然而,严重的财政危机却使此项经费无从来源。致使,清廷一面对改革的具体措施敷衍了事,一面加重旧税、增设新税,榨取名目之多,手段之苛为民之怨声载道。更严重的是这种恶性的榨取为腐败大开方便之门。诚如梁启超1910年上载涛书中所指出的“最危险者,乃在假新政之名,而日日人民之脂膏以自肥。数年以来,各省所兴种种杂捐,名目猥繁,为古今所未闻,人民之直接间接受其毒害,至于不可纪极。”[3](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