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吃人”的话语逻辑赵江滨提要：本着从思想上“回到鲁迅去”的态度，本文系统梳理了对《狂人日记》“吃人”话语探究的代表性观点，对以往“误读”“吃人”的观点进行了深入剖析，进而从理论层面揭示了鲁迅“吃人”话语的双重语义和“吃人”话语的深层逻辑。《狂人日记》发表至今已近九十年，其间对“吃人”话题进行探讨的文字已不胜枚举，迄今未见终结的迹象。这一方面固然表明鲁迅的思想遗产作为中国现代文化的重要资源，在当今社会生活中仍发挥着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则说明鲁迅先生在小说世界中所释放的话语空间至今仍未被阐释净尽，因而丧失其阐释的可能性。凡此无不印证着《狂人日记》成为中国新文学开山之作的客观权威性。《狂人日记》的“吃人”话语虽然已经受到频繁的探究，但对“吃人”内蕴的认识却不尽相同,它们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小说描述的“吃人”现象在本质上是指称历史事实还是隐喻或象征着中国传统文化的非人道性质；其次，由于小说中“狂人”思维呈现的跳跃性，使得“吃人”话语显得孤立突兀，缺少确切的语境支撑，这令研究者和阅读者对其内蕴的理解缺少直接的逻辑依据。这就造成历来对《狂人日记》的评论和研究，大多流于表面，止于简单，始终没能抵达鲁迅赋予《狂人日记》话题内蕴应有的思想高度。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或如有人指出的那样，除了受以往不正常的政治原因影响外，主要还是研究者与鲁迅及其作品存在着“认知层级的不逮”和“解释学错位”。而如果缺乏对“吃人”话语完整逻辑的把握，《狂人日记》内蕴的思想丰富性就实际上为浅陋所阉割，那么我们对作品的认识就将和鲁迅先生博大精深思想给与我们的思想馈赠无缘。一、关于“吃人”话语的双重语义谈到《狂人日记》的创作宗旨，鲁迅自己在小说问世四个月后即在与好友许寿裳的通信中袒露：“偶阅《通鉴》，乃悟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因成此篇。此种发见，关系亦甚大，而知者尚寥寥也。”这是鲁迅对《狂人日记》主题所作的第一次阐释，但因发生在私人通信中，作者的这个主观阐释相对于公开的社会评价而言其实是隐在的。在这里，鲁迅对小说主题的“吃人”（“食人”）本义并未回避，语气上伴有思想的惊叹意味，想来这一“发见”曾令鲁迅的思想产生非同一般的震撼。令人遗憾的是，这个思想发现所产生的震撼却留给了鲁迅自己，甚至现在也依然如此。《狂人日记》一经从作者之手流布于世，便成为一桩脱离作者控制的客观存在，对其阐释的命运也不由自主。《狂人日记》的“吃人”主题从小说诞生的那一刻起，便在当时社会文化语境的牵引下脱离了其本义，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否定传统文化最彻底的文化符号，直奔反封建的文化战场。换句话说，《狂人日记》的“吃人”命题总是在新文化的象征意义上而非它的本义上受到人们的广泛阐释。这个现象当然很好地说明了阐释学的基本原理，即阐释主体和阐释客体间发生的“视界融合”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必然偏离阐释对象的基本初衷的。这种结果的阐释学合法性是毋庸置疑的，但它疏离了鲁迅创作时真实的主观思想也是不争的事实。《狂人日记》写成于1918年4月2日，发表于同年5月《新青年》4卷5号。对小说的最初评价来自《新潮》1卷2号的一则“书报介绍”，它认为小说“用写实笔法，达寄托（symbolism）的旨趣，诚然是中国近来第一篇好小说”。这个评语言简意赅，它事实上成了后来评价和研究《狂人日记》主题的先导性观点，同时，它敏锐注意到小说主题的引申意义——即象征主义倾向（symbolism），并强调了这种倾向的新文学价值。以后对小说主题意蕴的社会化认知基本都是在这个路径上发展的。1919年11月，《新青年》6卷6号刊出了吴虞著名的《吃人与礼教》一文，这篇文章的绝大部分文字追踪小说列数的“吃人”事实，更详尽地描述了中国历史上触目惊心的“吃人”案例，但吴虞无疑对“吃人”话题触发的文化引申意义更感兴趣，这位被誉为“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认为：“我读《新青年》里鲁迅君的《狂人日记》，不觉得发生了许多感想。我觉得他这日记，把吃人的内容和仁义道德的表面看得清清楚楚。那些带着礼教假面具吃人的滑头伎俩，都被他把黑幕揭破了。”这以后，“礼教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