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现阶段腐败特点及解决对策学号：108263010235姓名：黄镜元当前我国的腐败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由收钱收物的“硬腐败”发展为接受各种服务、旅游出国等“好处”的“软腐败”；由个人捞钱的“小腐败”上升为集体福利、挥霍公款的“大腐败”；由内资企业的“内资腐败”发展为外资企业参与商业贿赂的“外资腐败”；由一人出事的“单案”扩大为一揪一串的“窝案”。具体来讲，腐败现象具有的特点是：其一，群体化。湖南省郴州市委原书记李大伦腐败案发后牵涉人员达160余人；“慕马腐败大案”涉案人员达142人；湖北襄樊市委书记孙楚寅落马，牵出领导干部70余人；2009年8月原巢湖市委书记周光全被判处无期徒刑，随着周光全的被查处，安徽省巢湖市有14名党政官员受到免职处分或被判刑，这些被处理的官员都有着向周光全行贿以谋取利益的“不良记录”。可以说，一些腐败败露后，往往引发所辖地区官场的“大面积塌方”。腐败分子在政治上拉帮结派，经济上相互牵连，结成了利益同盟，呈现出明显的群体性，即“窝案”、“串案”。其主要特征一是涉案人员众多；二是涉案人在政治上丧失党性原则，形成了具有紧密人身依附性质的关系网；三是在经挤上互相利用，结成了利益共同体。其二，高官化。近年来，在党中央领导下，中央纪委、监察部查处了原中央政冶局委员、上海市委原书记陈良宇，贵州省委原书记、省人大常委会原主任刘方仁，国土资源部原部长田凤山，黑龙江省政协原主席韩桂芝，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北京市原副市长刘志华，山东省委原副书记、青岛市委原书记杜世成，国家统计局原局长邱晓华等一批高级干部违纪违法案件。据公开资料统计，2003年至2007年的五年间，共有35名副部级以上官员落马，年均七人。2009年8月27日，中央纪委发布消息，通报了对广东省原政协主席陈绍基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的处理结果，决定给予陈绍基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海外媒体对此评价称，2009年1—8月，“六名副省级以上官员被集中查处，彰显出中央反腐败的决心和力度”。9月份后又相继查处了贵州省政协主席黄瑶、辽宁省人大副主任宋勇、宁夏回族自治区副主席李堂堂的问题。12月份查处了中国移动集团公司的党组书记、副总裁张春江的问题。2009年全年落马的省部级（含副部级）高官有17人。其三，巨额化。腐败涉及的金额巨大，动则就是上千万甚至上亿元。2009年已经基本查明涉案的3l位国企企业家犯罪涉案金额累计达34.0466亿元，人均涉案金额高达l.0982亿元；其中涉及贪污、受贿的国企企业家30人共计贪污、受贿9.3273亿元，人均贪污、受贿3109万元；涉及挪用公款的国企企业家9人，累计挪用公款12.9387亿元，人均挪用公款1.4376亿元。其四，期权化。“权力期权化”交易的是一种“权利”，其不直接涉及钱物，因而形式和过程隐蔽，相互兑现往往是间接而不是直接的，如高薪任职、分给股权、优厚待遇等。腐败分子进行权力操作可以用“扶持企业、促进发展”为借口，即使损害国家利益也可以用“改革代价”遮掩，过程隐蔽，其交易方不是在职干部，甚至可能不是其本人，对象和内容都较为隐蔽。“权力期权化”改变了腐败获利的时间和方式，为腐败分子手中的“权力资源”提供了最大限度的变现可能。它可以是权力享受权力回报，在离职前安插亲信或选定“接班人”，为自己遥控权力作打算；可以是权力享受资本回报，在位时为企业牟利，辞职或退休后到企业“高薪打工”；也可以是资本享受权力回报，利用在位时积累下的“活动能量”换取企业股权或创业资本。这样，不仅可以为自己预留“出路”、“退路”，还可以“封妻荫子”，由受益方资助亲人子女出国留学或提供创业资本。如广东省原高级法院院长麦崇楷就为其子换取了数百万的企业股权。其五，潜规则化。从文化上看，我国是一个宗法伦理社会，血缘观念极强、法制观念薄弱，这种特定的文化观念也为腐败行为的发生孕育了土壤。在中国文化中有很多消极的因素是滋生腐败的条件，如“潜规则”文化在官场中流行，很多行为规则不公诸于世而是如“黑市”交易，公诸于世的规则，大家又不遵守。再例如“消解”文化，中国文化中有一种消解制度的倾向，在现实中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