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良政比民主更重要我是搞过政治的人。虽然不够投入，没有在立法会扔过鞋子和香蕉，但我还是本着认真的态度，研究过政治、政党以及那些充塞政界的奇人怪客们；正因如此，我告诉自己，千万不可把志向放在政治上，为“民主”奉献自己的一生。1972年，我还是个22岁的愣小伙儿，傻乎乎地答应了参加大学学生会主席竞选。在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的倡导下，当时英国大学已被学运折腾了五年，于是想重返课堂的温和派学牛推举我当他们的领袖。让我既震惊又惶恐的是，我居然赢得了选举。接下来我休学一年，投身于光怪陆离的校园政治当中，周旋于各派困惑的学者之间。如果你觉得“占中”抗议者和港大闹事学生简直不成体统，那是你没见识过我们那会儿的阵仗。这段经历让-我对政治、政党和民主看得更清楚了。首先，真正的政治家是极少数人，他们有种特殊的基因，哪怕把周末时光耗费在公园演说上也甘之如饴；在宪法或会议记录的蝇头小字里找到把柄，死磕政敌是他们自得其乐的消遣活动。其次，对普通人来说，政治活动无法让他们愉悦,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他们更愿意与朋友和家人待---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在一起，打打球、散散心、吃吃饭、看看电影。只有当事情变得糟糕透顶的时候，人们才会迫不得已地让政治闯入生活。在我担任校学生会主席的那几年，唯一一场政治危机源于校园酒吧提高啤酒价格，这才是大多数人关心的事情。第三，为了寻找解决问题的适当方案，你需要掌握大量互相矛盾的信息，这可不是外行能够轻易胜任的工作。如果你真想让人们有意义地参与民主政治，就得让他们吸取参政议政所必须掌握的各种信息，这种挑战是巨大的。后来我将生命献给新闻事业，却从未忘记这个伟大的挑战：让忙于生计的普通人掌握信息，以使他们能够有效地参与民主政治。随着世界进入全球经济不景气的第八个年头，常常在我脑海里盘旋的念头是：如何维持民主制度的有效性。大多数民主国家都处于比较糟糕的状态。在美国，共和党与民主党之间存在恶性裂痕，倒是给特朗普这样荒谬的候选人带来可乘之机；在欧洲，国民阵线、英国独立党等极端排外的政党纷纷登上舞台；在亚洲，泰国和印度等民主国家纷纷遭遇了政治僵局。不管把视线投向何方，民主世界的政局全是一团糟。随着经济持续八年不景气，导致偏见、疑惧和仇外情绪在民间蔓延，腐蚀了务实主义与妥协精神，而这两点恰---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恰是民主制度正常运行的保障。可怕的真相是，如果要让民主发挥作用，国家必须取得经济增长,因为政治家必须向公众承诺，情况会变得越来越好。如果他们在竞选中只能承诺“我们会比其他政党让你们少受点苦头”，是不可能赢得选票的。香港人觉得政治制度和政客们没能达到期望，但这其实是整个民主世界的通病。难怪我们会在中国内地看到，人们越来越自信地认为中国独特的政治模式——不管你说它多么丑陋、不透明还是腐败一一它具有西方民主制度所欠缺的某些优势；也难怪会出现张维为这样睿智的学者，他在《中国震撼》一书中自信地宣称中国作为“文明型国家”独具基因优势。不管“文明型”这个词看起来多么扎眼，张维为有…点说得非常正确，那就是我们在讨论不同政治制度的优缺点时，不应拘泥于“民主与专制”这样的二分法，而应转向“良政与劣政”的新范式。在呼吁更多人关注“绩效合法性”的同时，张维为坚持认为，“无论何种政治制度，最终都要归结到良政善治上面来。”必须承认，当我看到香港政治制度如何在困境中挣扎时，不禁自问它还剩下多少“绩效合法性”？许多人相信民主是所有政治制度中“最不糟糕的那一种”，在现实面前，这些人需要停下来想想到底有什么证据---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来支持这种论断。张维为提出中国是''文明型国家”，并非偶然，除了中国近30年取得的成就外,他还可以提出更多证据来支持他的主张。反而是我们,我们能找出什么证据，来为失灵的民主制度辩护呢？中共带领数亿中国人摆脱贫困，告别政治动荡，这种功绩绝非等闲。因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