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第一天毛泽东蒋介石分别在干啥？1“还记得长征第一天吗？”年轻的本报记者大声问。100岁的老红军苏景轼静静躺着，面无表情。他已无法言语，也听不见。然而，在看到记者于采访本上一笔一划写下二字——“长征”——时，老人的脸奇迹般有了动静：先吃力地点了点头，颤抖着动了动嘴唇，想说什么，却说不出；又缓缓伸出手，握住本报记者赶忙递上的笔想写，却终力不从心停下。正当记者以为就这样时，刹那间，只见老人来回摩挲着采访本上的字，忽然就咧开了嘴，露出孩子般纯真的笑，脸上的皱纹如菊花般绽放……长征，岁月回眸时饱含深情的一笑，战火纷飞中悲壮不朽的进发。1934年10月16日，红军主力在于都河集结完毕，迈开长征第一步。此前在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从红都瑞金出发，齐聚于都大转移。这一天，于都河畔，人密马嘶，长长的队列行进在水波光影上。这一天，苏景轼即将迎来他的28岁生日。到下一个生日时，他平均每80位战友仅约6人存活。这一天，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与战士们边走边回望河对岸那片红土地，放慢了脚步。8万人的被迫转移，茫茫然的悲壮出发。这位共和国元帅数十年后仍清晰记得，那时，“正当夕阳西下”。于是我们知道了：万里长征第一天，长河落日，残阳如血。2这一天，王承登心里觉得有点怪。这位当年20岁的兴国籍机枪队1班班长向本报记者回忆：他过河时已是晚上，夜幕下，605米宽的于都河面七八十艘小船搭起一座浮桥，挤挤挨挨的人影一个接一个往前走，静得悄无声息。也不知为什么他突然就想，这条河这么宽，过了就很难回家了。临河的百姓家煤油灯星星点点，人们三三两两坐在家门口看着长队，一声不出。他们见惯了，红军常常中午还在百姓家挑水扫地，晚上整整行装说走就走。就在这一天上午，一军团保卫局的童小鹏（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周恩来总理办公室主任）还和战友一起，如常将驻地群众家打扫得干干净净，给水缸挑满水，割捆草到牛棚。下午，即开拔。这一天没有人想到，这一别直到新中国成立。于都河上的长队一连走了好几夜。时为红军前二医务所卫生班长的钟明对本报记者说：“人太多，我们当夜抵达，排到凌晨才过河。一长溜一长溜的队伍，全都不认识。”92岁的老红军真房在本报记者问其番号时，脱口而出“红三军团6师17团，同志哥，我们可是‘兴国模范师’！”再问长征第一天，老人想了又想，还是只记得“是一个大月亮的晚上”，至于为什么出发、出发去哪，“直到陕北才知道，哦，原来是长征了。”我们采访的老红军们几乎个个记得，这一夜，于都河上月明水静。可当时8万中央红军没有几人知道，这一天，万里长征就此开始。3这一天，袁林看着漫山遍河的部队，心里是有几分明白的。他当时任红三军团政治部巡视员。凭着职业敏感，他从《红色中华》报署名张闻天的《一切为了苏维埃》文中，嗅出一丝新动向―――“文章说，保卫苏维埃并不是固定在苏区内消灭敌人，要打到敌人后方去。”这是离长征仅十余天时，唯一公开发出的信号。形势明摆着。袁林说：“当时第五次反围剿刚失败，大家心里都很烦闷，有人骂李德那一套洋玩艺在中国行不通。”童小鹏记得，前四次反围剿他老忙着处理俘虏，这一次却闲得发慌，全被派去修堡垒。可没有钢筋水泥，挡不住飞机大炮，苏区21县很快锐减为约8县。10月初，“形势越发紧张起来”，不走不行了。可走也走得莫名其妙。袁林带着刚招募的六七百新兵拿着棍子梭镖急赴于都，只见漫山遍野的部队混杂大量辎重，连庞大的印钞机都带上了。大军日行十余里。红一师师长李聚奎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过去军团首长总会当面交代任务，再紧急也打个电话，这次却只指定方向前进，而且一天一通知。为何转移？转移去哪？均不得而知。”刘伯承回忆长征，用的是“猝然决定”。4决定者之一的李德，这一天未过于都河。他自忆半夜至拂晓一直在与项英彻谈。于是，在中央红军已因一系列“左倾”瞎指挥被迫转移的最后时刻，却仍是由这位外国来的军事顾问，向留在苏区的负责人做最后交代。黎明河雾，他骑一匹良种白马，又另带一匹马专驮咖啡香烟，飞驰而去。5这一天，毛泽东疾病缠身。苏区已千疮百孔，他的意见不被采纳，却仍在以苏区政府主席的身份给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