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左右两翼，重新审视重庆模式萧功秦读后感：这是篇值得一读的文章。作者以记实和说理的方式对重庆模式有褒有贬，有不少比较客观和好的见解。总的说来，作者作为著名的“新权威主义”学者，肯定“有能力的红色贵族薄熙来”在重庆的作为是好的，“正在为中国未来的民主创造必要的社会条件”。但正如作者所说的，理性的“强人政治”可以大有作为，那么，如果它一旦不理性了，该怎么办呢？作者又说，“强人政治”必然压制公民社会的发展，那么又怎能做到对“强人政治”必要的监督并促使其保持长久的理性呢？又怎能为未来的民主创造条件呢？总之，读了该文以后，还是留下了一堆问题。----ekwang【本文为作者在2011年12月23日召开的“用非意识形态方法看待重庆模式”研讨会上的发言，主持人：中国政法大学杨帆教授。共识网首发，转载请注明。】我对重庆模式一直非常关注，今天我也做了准备，我就把重点说一下。我的发言题目也可以称之为“超越左右两翼，重新审视重庆模式”首先我认为从现在来看，各个省都有了一定的自主性，中国社会已经摆脱了那种原来铁板一块的局面，各省可以利用本省的资源，根据自身条件与可能性来尝试自己的发展方式。这个现象可以说是共和国历史六十年来一个非常大的进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充分肯定重庆模式，在探讨中国现代化道路中它走的道路是非常可贵的，而且它也确实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在中国这样一个超大型的后发展国家，要走出一条正确的路径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人的理性是有局限性的，所以，地方有它的试错的自主性，这对于中国的成功改革,对于走向自由、民主、法制的社会的进步来说，是绝对不可缺少的，我在很多场合都把中国和日本做一个比较，一直强调这样一个观点，日本的明治维新的成功和中国清末改革的失败，一个最关键的原因在于结构性的原因，那就是日本是由256个小的共同体构成的一个国家，类似于西周中国的---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封建盟邦制，清代中国则是一个大一统的帝国，中国的试错选择只决定于最高当政者，决定于道光皇帝，接下来是咸丰皇帝，之后是慈禧太后、光绪皇帝、摄政王这五个人，如果说近代中国是一元试错，那么日本则是多元试错，这就意味着日本成功的概率比中国要多256倍，就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日本的近代的成功和它的多元试错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另一方面，我和很多知识分子、学者，包括很多沉默的大多数一样，对重庆模式确实曾经有过很多担忧，今年上半年在上海召开了一次由于重庆模式的座谈会。那个会上面我大概是唯一对重庆模式作出系统质疑的人，我大概提出了五点，第一，重庆模式的唱红的问题，在没有和左的东西划清以前的那种唱红，会不会为一些反改革的左的势力提供某种打击改革的机会。我提到法治和人治的关系，提到了完全由政府进行一整套的所谓工程设计的改革有它的局限性,也谈到了强人政治的局限性等等。对重庆模式发展过程当中产生一定忧虑的人数相当之多，我想我很大程度上大概代表了沉默的大多数。这次正好有一个机会，使我能够到重庆参加了学术研讨会，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我童年就在重庆，这次是我二十年来第一次回到重庆去，三天时间，第一天是理论讨论，第二天是进行参观，第三天是我拜访了四十年没见的老朋友，他是一人普通的重庆市民。我有了一天的时间和他和他的朋友进行交流，我比很多参观者多了一个机会了解底层的老百姓怎么考虑重庆问题的。对重庆的三点感性印象下面，我要先谈谈我参观重庆以后的直接印象，首先我要谈的第一点就是重庆给我的印象比我想象当中的要好。重庆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左。我先谈三点具体的印象。一、我印象最深的一点就是公租屋，公租屋非常值得看，重庆计划在若干年里建设20个片区的公租屋，每个片区有十几万人，20个片区加起来就要解决几百万中低层的住房问题，能够有几百万的公租屋来供中低层收入者来租赁公---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租屋，地点选择不是选择城乡结合带的边远地区，而是选择在比较好的成熟地段，和其他商品房混建在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