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究竟是蒋介石的什么人某“学者”近日指控胡适拿蒋介石的钱，丧失人格成“雇佣打手”近日，有“旅澳学者”张鹤慈者，于媒体刊文，“爆料”胡适在1951-1955年间，先后接受了蒋介石9次秘密金钱资助，共计4.5万美金。作者并据此“分析”得出结论，认为“胡适不只是蒋介石的御用文人，而且是蒋介石的雇佣打手”。胡适以私人身份赴美并滞留多年，系应蒋介石之请求，替国民政府向美国争取“精神与道义之声援”。胡在美生活困难，至少接受了蒋的部分金钱资助。如此，第二个问题来了：胡适拿了蒋的资助，也替蒋（向美国）说了话，是不是就如张鹤慈所说，成了“御用文人”和“雇佣打手”了呢？答案是否定的。事实上，作为被资助方的胡适，滞留美国，为台湾寻求“精神与道义之声援”，与其本人既往的政治立场是一致的，并不存在被“收买”、“雇佣”而作违心之语的问题。作为资助方的蒋介石，也从未将胡视作“御用文人”和“雇佣打手”，相反，一直将其当作“不易得之诤友”。蒋资助胡乃出于友谊。大陆时期，蒋即视胡为“不易得之诤友”蒋、胡关系，肇始于1920年代，以“九一八”事变为转折点。事变前，胡多次公开撰文，批评蒋及南京政府“侵害人民的身体、自由和财产”。事变后，胡仍反对“一党训政”，但鉴于“国家的生命高于一切”，对南京政府，已转取拥护态度，公开表示：“在这个时候，无论打什么好听的旗号来推翻政府，都有危害国家的嫌疑”，“必须先保存这个国家，别的等到将来再说！这个政府已够脆弱了，不可叫他更脆弱；这个国家够破碎了，不可叫他更破碎”。对蒋介石，也改采规劝立场，望其跳出党派利益，不做一党领袖，要做一国领袖，寓劝于褒，公开赞扬“蒋介石先生在今日确有做一国领袖的资格……他长进了，气度变阔大了，态度变和平了……大家渐渐承认他不是自私的，也不是为一党一派人谋利益的……”及至抗战全面爆发，应蒋介石之邀，胡适更打破其不入政界的旧誓，出任驻美大使，致力于推动美国对华援助和对日作战，并在上任伊始，对路透社记者公开表态：“蒋委员长命予为驻美大使，此为吾生之一转捩。……因吾为人过去素知公开批评政府，但时代业已改变，已无反对政府之余地，一切中国人应联合起来。”唯在具体对美政策方面，与蒋存在颇多分歧。抗战胜利后，国、共冲突骤起，胡适亦成为两党争夺焦点。胡反感共产党，多有批评文字；也不愿进入国民政府任职，一再拒绝蒋的邀请。但其基本政治立场，仍倾向于国民政府，曾向蒋转达过“在国家最危难的时间，与蒋总统站在一起”的决心。投桃报李，蒋亦在日记里感慨道：“（胡适）能不顾一切诽谤而毅然能拥护政府，其为国之精诚毫无条件，殊不易得之诤友也。”1954年2月17日，胡适离台赴美，“行政院院长”陈诚(右)亲自到机场欢送去台后，蒋又在日记中再次肯定：胡适“为余平生之诤友也”四九鼎革后，胡适奉蒋之命，滞留美国，受蒋资助期间，“诤友”本色未改，对台湾当局的批评、对蒋的逆耳之言，仍相当尖锐。譬如——1951年5月15日，蒋命俞国华向胡赠款五千美金。5月31日，胡却写了一封长信给蒋，劝蒋“提倡实行多党的民主宪政”，建议“由国民党自由分化，分成三、四个同源而独立的政党”，并建议“蒋公辞去国民党总裁的职务”。信中还批评了蒋在大陆时期的“一党专政”制度，视其为“不能使国民党本身发生真正有效的改革”，进而败退台湾的关键因素，并要蒋公开“罪己”，且“罪己的话不可单说给党员听，要说给全台人民听，给大陆上人民听”。读到这样的信，蒋无疑不会高兴，在回信中，对上述建议，不置一词。6月份，《自由中国》杂志刊文《政府不可诱民入罪》，抨击金融管制弊端，引发当局强烈反应，欲严惩刊物相关人员。后经多方疏通，转以杂志后续刊登赞誉当局政策的文章《再论经济管制措施》了事。胡适在美，读到前后两篇立场截然相反的文章，异常愤怒，随即致信抗议，刊于《自由中国》杂志。信中写道：“《自由中国》不能有言论自由，不能用负责态度批评实际政治，这是台湾政治的最大耻辱。我正式辞去‘发行人’的衔名，一来是表示我一百分赞成《不可诱民入罪》的社评，二来是表示我对于这种‘军事机关’干涉言论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