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用什么来续写文明[摘要]《出版六十年编辑的故事》是一本出版业六十年编辑人浓缩的“群像”。从中可以体会到。出版发展背后真正的推手是出版生产力，是其中最为活跃的因素――编辑群体。编辑群体的文化品位、文化追求、文化素养、职业道德、人格操守等，直接决定着生产力的强弱。未来续写文明的历史责任，仍然有赖于编辑群体的表现。[关键词]《出版六十年编辑的故事》编辑续写文明出版生产力[]G23[文献标识码]A新中国成立六十年庆，出版行业做了一件好事――评选百名优秀出版人物。借着这股东风，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也做了一件好事，策划出版了一套“出版文化丛书”，其中有一本是《出版六十年编辑的故事》。所取人物事迹，有进入百名优秀出版人物名单者。但又不局限于这一名单。这是一本出版业六十年编辑人浓缩的“群像”。六十年，是一个发展的链条。尽管每个历史阶段会有某种局限，比如在体制和机制上。但六十年，整个出版行业成就斐然。特别是近三十年改革开放以来，出版业发生了巨大变化，以至说我国已成“出版大国”。今天，我们回首来路，不禁问道：“六十年出版业发展，其背后真正的推手是什么?”我们瞻望前程，思索未来：“我们用什么来续写文明?”两个问题，从历史的回顾和总结中求解。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相比较，后者永远起着决定性作用。而出版发展背后真正的推手是出版生产力，是其中最为活跃的因素――编辑群体。其文化品位、文化追求、文化素养、职业道德、人格操守等。直接决定着生产力的强弱。未来续写文明的历史责任，仍然有赖于编辑群体的表现。翻阅《出版六十年编辑的故事》这本书，我对编辑之所以成为出版业发展的背后推手，有了强烈的认知。第一，知识素养。叶圣陶先生被业界称为“一辈子为读者奉献精品书刊的编辑家”。他在老开明时，长时间主持《中学生》杂志，使该杂志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即有了广泛的社会影响。新中国成立后至1966年“***”前，他把精力主要放在中小学教材的编写和出版上。积几十年编辑出版经验，他强调编辑要成为“杂家”，“许多专业知识，我们不可能都懂，但是总要尽可能多学一些常识，请专家写的文章我们起码要看得懂，”。在“看得懂”的基础上。才能达到“会鉴别”的高度，才能“有所为有所不为”。出版界的“杂家”编辑，林穗芳先生要算一个。所谓“杂”，是说他原本是学俄文、英文的，但最终学会了十几种外语。王子野同志这样评价他说，他的“这些外文都是从工作需要出发的，不单单是出于个人的兴趣爱好”，而且是“靠独立自学”成就的。外语上的“博杂”，使林先生在编选译作时应付自如。还有一位便是名气更大的周振甫先生。他就不仅是“杂家”了，而且成为一名颇有影响的“专家、学者”。他最有名的编辑作品是钱锺书的《管锥篇》及《管锥篇增订》。并代拟了目录。其学识水平受到钱先生的高度赞赏。他自己在编余写了《诗词例话》、《文章例话》、《毛泽东诗词十八首讲解》等近五十部著作，近千万字。1999年。是我在中青社长任上亲自拍板为他出版了十卷本个人文集。周先生和林先生以及龙世辉、巢峰、沈昌文等，使出版界诞生了一个新名词――“学者型编辑”。他们不仅成为催生无数优秀读物的业界中坚。也成为编辑队伍学习和追赶的榜样和标杆。第二，奉献精神。这属于职业道德范畴。周振甫先生被称为“低调实干的编辑家”。就在于钱锺书以其代表作《管锥篇》被尊崇为学术大家时，为此书出版付出了心血的周先生则少为人知。这种“无名英雄”往往隐身名著名家背后。不求闻达。这样的编辑不在少数。人文社的王仰晨先生，“***”后甫一复出，便提出重新整理出版《鲁迅全集》，期间历经重重困难和阻力。其后，又编辑了《茅盾文集》。在他74岁高龄时，又抱病开始了《巴金译文全集》十卷本350万字的庞大出版工程，于1997年完成出版。直至他2005年去世，他的最高行政职务只是出版社的一个室主任。逝去后，行业内报纸没有他的讣告或消息。“在出版界权威的年度出版物(2005年)‘逝世人物’专栏中也找不到他的名字”，留给我们的，只是大家们的皇皇巨著和我们心目中的“老师、长者”形象。出版界有两句行话，一是叫“替他人做嫁衣”。是形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