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危机中马克思主义的复兴侯惠勤辛向阳谈到国际金融危机，2008年8月还是美国总统候选人的奥巴马讲过一句经典话语：“我们不是因为历史的意外才走到这一步，是华尔街的贪婪与不负责任造成今天这样的局面。”奥巴马的坦率在于起码没有掩盖资本的贪婪本性。但如何不限于感受现象，而是深入思考在资本逻辑支配下构建起来的当今社会制度和世界秩序，则是摆在西方国家思想界面前更为严峻的挑战。正是在面对这一挑战中，在西方国家马克思主义出现了又一次复兴。因为历史又一次表明，马克思主义对于资本主义危机和灾难的分析是不可替代的。从1929年的金融危机、1970年的美国股灾到2008年殃及全球范同的金融风暴，历史一再证明，危机的重复性爆发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必然表现。这些基本矛盾及其表现，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早在19世纪就给予了科学解释。这一点，西方国家清醒的人士都是承认的。2008年9月，英国圣公会领袖坎特伯雷大主教罗恩•威廉斯撰文指出：“马克思在19世纪发表的有关资本主义的评论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因为他在很早以前就观察到了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如何变成一种神话。”正是资本主义一再出现的危机，使得西方国家思想界不得不一次次地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一、资本主义的兴衰决定西方国家思想界对待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态度二战以后，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国家思想界的命运是与西方资本主义及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状况紧密相连的。这有一个基本的规律：总体上看，在西方社会经济繁荣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挫折时，马克思必然成为西方学者们攻击的对象。比如，宣布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历史大预言模式”、“理论是断裂的”、“最伟大的空想”、“作为一个说明体系已经死亡”、“共产主义的幽灵已被逐出了欧洲”等。而一旦西方世界和国际社会出现危机和矛盾，其思想界就会这样那样地“回到马克思”，并给予各种恭维。作为主流，西方国家思想界“把马克思逐出欧洲”和“回到马克思”这两种观点之间是相互转换的，而这取决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状况和西方经济社会发展的状况：当西方国家繁荣变成萧条时，一些“死亡论者”就会变成“恭维论者”；当萧条变成繁荣时，一些“恭维论者”就会变成“死亡论者”。但作为支流，一些有见地的思想家则始终这样那样地肯定马克思的思想成就，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在西方社会始终存在。二战结束以来，展现上述图景的情况至少出现了四次。第一次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当时赫鲁晓夫全面否定斯大林，在全世界范围内引发反马克思主义、反共产主义声浪，原来一些相信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也站到了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但是由于社会主义阵营和民族解放运动仍在发展，因此一些有眼光的西方国家的学者，始终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认识西方社会的一把重要的钥匙。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认为，“马克思主义非但没有衰竭，而且还十分年轻，几乎还处在童年时代：它才刚刚发展。因此，它仍然是我们时代的哲学：它是不可超越的，因为产生它的情势没有被超越。我们的思想不管怎样，都只能在这种土壤上形成；它们必然处于这种土壤为它们提供的范岡内，或是在空虚中消失或衰退。”第二次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当时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一系列学生运动和反战运动，经济上出现了“滞胀”。西方国家的学者在资本主义理论体系内部找不到解决问题的方法，不得不转向对马克思进行研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保罗．A．萨缪尔森和威廉．D．诺德豪斯合著的、影响巨大的《经济学》，在1979年出版的第10版中，借助伊赛亚•柏林的话承认：“19世纪的思想家，没有一个像马克思那样对人类产生如此直接、深思熟虑和巨大的影响。”他们写道：“……同我们所概略考察过的大多数早期的理论不同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在今天仍具有生命力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三次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当时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很多西方学者宣称马克思主义已经“穷途末路”。一些西方政要和右翼思想家看不到这些变化的本质，他们在苏东剧变后欢呼所谓“历史的终结”、“共产主义大失败”，宣称“马克思主义已经死亡”，“要在马克思主义的棺材上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