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几件无法脱身的事情叠加在一起，无法前往北京参加在今天举行的江平教授八十华诞祝贺会，深感遗憾。记得2003年初冬在神户大学法学院举办的比较制度分析的大会上、2005年夏季在日本国际高等研究所举办的关于中国民法典编纂的国际研讨会（见照片）上，他曾经分别就契约法的内容和特色以及物权法草案发表许多精辟见解。转瞬间数年过去，最近侵权责任法经四审而通过，非常希望面聆先生对民事维权新时代的展望。谨以一篇旧作表达对江平教授的敬意和贺寿之礼。法不阿贵方成公器――关于宪政之路与江平先生风骨的随想季卫东一试想象一下：有个才华横溢、血气方刚的英俊青年，在留学期间以优异成绩提前完成学业，并受到各方瞩目，为了报效祖国、大展鸿图而兴冲冲地返回京城，只因响应整风的号召向组织坦陈了己见就被划入“右派”的另册，在一年之内连遭三次横祸——失去了似锦前程、失去了新婚燕尔的娇妻、继而在惩罚性体力劳动的列车事故中还失去了一条健步之腿。这是何等残忍的命运捉弄！这个悲剧的主人公就是江平先生。从那以后二十二年间的凄风苦雨，江先生究竟是怎样挺过来的？是什么力量支撑他经受逆境的考验而得到精神升华的？谁都知道，在他淡淡吐出的从那以后“更能以平常心看待一切”这句话里，其实蕴藏着极其浓厚的“不平常”的涵义。挣扎于黄钟毁弃、瓦釜齐鸣的时代里，对高洁之士来说甚至“多活一天”也是需要勇气和毅力的。在遭到精神放逐的那漫长的二十二年期间，可以支撑天涯沦落人的心理平衡或者乐观态度的究竟是什么？江先生是否最终接受了法国大革命的理论家圣•朱斯特关于“言多则不治”的命题呢？似乎没有。或者他只是与所有群众共同默默地忍受着现实的压力和---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惯性，就像心理学研究者乔治•葛罗德说的那样：“我们并不是在生活，而是被生活”？似乎也不对。则是相反的情形，即在对外在权威的怀疑和内心否定中，一个新的自我认同终于得以确立，能够使人因而卓然独立、超然物外？除此之外，究竟还有什么因素可以催化那份难得的旷达、难得的领悟？我想直接请问他，却又怕会撕开历史伤口，让他重新感受那个彻骨摧心的痛处。二江先生在2002年接受《环球法律评论》编辑部的访谈时曾经说过，“我这七十多年里，最刻骨铭心的时刻就是被划成右派的那一刻，至今有时还在梦中杂乱地回放着那惊心动魄的情景，醒来仍心有余悸”。这一句大实话，为我们提供了足够的想象空间。但江平之所以为江平，就是因为即使身处极端的逆境，他内心深处的希望之火也从未熄灭。在日复一日的白眼和冷面当中，虽然被剥夺了钻研学术的权利，但他还是坚持把从苏联带回来的各种法学著作保留了十年、三千六百天。即使在禁书烧书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虽然忍痛向废品收购站贱卖了自己所有的典籍，但仍然挑出一本俄文版的《资产阶级国家民商法》珍藏了起来，又保留了十二年、四千三百二十一天。这样执著的行为背后一定存在着更加执著的理念——相信法治终究要战胜人治，相信全能国家不可能取代市民社会，相信自由贸易的洪流势必冲决闭关锁国的堤防。显然，江平先生是个有明确的目的意识的人。然而，我们知道，爱情是超越于目的的。真正的爱情本身就是目的，而不服从任何其他的目的。因此，也许被组织强迫离婚这样荒诞的暴举对一个青年才俊的打击，远比事业上的重挫以及身体上的重伤都更沉重得多。这一点不必细说，只要看江先生在人生黄金段的十五年时光里一直鳏居未婚的事实就足够了。直到1972年下放到安徽农村劳动之后，他才终于有幸重建家庭、生儿育女。在延庆中学任教期间，由于夫妻分居两地，江老师是自己一手把儿子带大的。或许只有苏轼在《洗儿诗》中留下的诗句最切合他当时的心境吧——“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但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连豁达豪---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放的东坡先生也曾发过这样断肠的牢骚，可想而知，古往今来的中国官场出现过多少整人的人、误事的事！三但江先生似乎还是比东坡先生幸运，最终并没有“被聪明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