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比较诗学视野中的中国唯美主义思潮论文关键词：唯美主义现代中国语境古典诗学为艺术而艺术论文摘要：在比较诗学的理论视野内，探讨了现代中国语境中的唯美主义文学观念与西方文艺思潮的影响接受关系。文章认为，中国的唯美主义文学观念是西方文艺思潮、现代中国历史语境和古典诗学传统诸因素互动的结果，正因为如此，它才获得了区别于西方文学理论和中国古典诗学中同类观念的话语特征。一、早期创造社所提倡的“为艺术而艺术”，新月派所倡导的新诗格律运动和其他文学社团对纯真纯美的追求，都可以说是唯美主义在中国现代诗学史上的足迹对西方唯美主义诗学的全面介绍和借鉴主要在二三十年代，其代表可推创造社的郭沫若和郁达夫。作为对封建的“载道”文学观的反拨，前期创造社作家主张“为艺术而艺术”。创造社的代表人物郭沫若在艺术的目的、艺术的功利等问题上所持的观点，实际上就是唯美主义的衍生和转化。他首先批评了艺术上的功利主义，“假使创作家纯以功利主义为前提从事创作，上之想文艺为宣传的利器，下之想借文艺为糊口的饭碗，这个我敢断定一句，都是文艺的堕落，隔离文艺精神太远了。”[1]他进而提出文学的无目的论，“艺术的本身无所谓目的，……文艺如春日之花草，乃艺术家内心之智慧的表现”。[2]此外，郭沫若还有其他唯美的观点偶尔一现，“毒草的彩色也有美的价值存在，何况不是毒草。”[3]赞美毒草的美艳，这可谓绝对的对艺术美的追求。无论从何种角度看，郭沫若在否定艺术的目的和功利时，其语言之明确、语气之肯定都与西方唯美主义者非常相似。创造社其他成员郁达夫、成仿吾、田汉等人的观点虽然比郭沫若缓和得多，但他们的唯美主义倾向也非常明显。郁达夫认为，“艺术所追求的是形式和精神上的美，我虽不同唯美主义者那么持论的偏激，但我却承认美的追求是艺术的核心”。[4]成仿吾则主张：“文学上的创作，本来只是出自内心的要求，原不必有什么预定的目的”，“至少我觉得除去一切功利打算，专求文学的全(Perfection)与美(Beauty)，有值得我们终身从事的价值之可能。”[5]追求文学的全，实现文学的美，自由创造，抒发内心的情感，不计功利，这便是早期创造社理论的核心。创造社在倡导以情感为核心的本体论的同时，也显然存在着忽视文学形式的局限。纠正创造社创作上这种偏颇倾向的，是20年代中期成立---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的新月社。梁实秋曾撰文介绍王尔德的唯美主义并表示，“艺术——尤其是文学——实在是超越善恶性而存在的。艺术没有善恶，只有美丑，……我以为艺术是为艺术而存在的；他的鹄的只是美，不晓得什么叫善恶；他的效用只是供人们的安慰与娱乐”。[6]闻一多在《戏剧的歧途》中宣称自己相信“纯艺术主义”，并在《诗的格律》中，提出了极富创见的“三美”说，“诗的实力不独包括音乐的美（音节），绘画的美（词藻），并且还有建筑的美（节得匀称和句的均齐）”[7]简单地说，新月派诗人强调的是艺术美。这种由情感向形式的“转折”，是文学对其本体地位与内部构成逐步思考与实践的产物，它不仅标志着中国唯美主义思潮的真正确立，也提高了中国新文学的艺术水平和审美品格。客观地说，大多数新月派诗人在艺术超功利的问题上，并不完全赞同王尔德艺术独立于时代和艺术不关注事实的绝对化观点，他们所主张的只是文艺与时代和时代精神的疏离。换句话说，新月派所主张的实际上是一种修正的或者改良的唯美主义文学观念。正因为如此，大多数新月派诗人的唯美追求似乎只是诉诸于诗歌形式美的雕琢，而较少涉及唯美主义对于内容的限制和约束。由于新月派诗人自信诗是一种艺术，他们更强调艺术的形式，并将其提高到艺术的本体论高度来看待。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国唯美主义思潮进入了它的鼎盛期。浅草社成员希望在文学创作中摄取唯美主义等异域的营养，认为“摄取来的异域的营养又是‘世纪末’的果汁：王尔德（OscarWilde），尼采（F.W.Nietzsche），波德莱尔（Ch.Baudelaire），安特莱夫（L.Andrew）们所安排的”。[8]必须指出的是，浅草社成员在摄取异域营养时是做出了一些取舍的，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