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早期圣贤救世观评析【正文】救亡图存是近代中国基本的历史命运，而对社会政治问题的讨论，一直是近代以来先进知识分子兴奋的焦点。正如李泽厚所说：“每个时代都有它自己中心的一环……在近代中国，这一环就是关于社会政治问题的讨论：燃眉之急的中国近代紧张的民族矛盾和阶级斗争。”这一讨论，经历了从“言技”到“言政”再到“言教”的漫长曲折过程，这也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中西文明差异不断反省的过程。但是，不论是作为反思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结果的“言技”及其孕育的洋务运动，还是作为反思19世纪末中国社会危机结果的“言政”及其孕育的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都未能挽救中国。只是在辛亥革命后，新的知识分子如陈独秀、李大钊等逐渐认识到，中国之所以难改颓势，实是“教”不如人，只有从精神上改造国民才能拯救中国，这即“言教倡学”。陈独秀在总结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时说：“盘踞吾人精神界根深底固之伦理、道德、文学、艺术诸端，莫不黑幕层张，垢污积深”，因此单独的社会革命不可能成功，而推动社会革命的关键是文化革命。以《新青年》为阵地，先进知识分子高举科学、民主大旗，展开了对传统文艺、道德的猛烈斗争。陈独秀高呼伦理之觉悟是最后之觉悟，胡适提出全盘西化，鲁迅无情地揭露了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新文化运动并未改变救亡的主旨，但在深度、广度上都是对“言技”“言政”的巨大进步。其锋芒所指，已深入到了民族精神深层的哲学、伦理等因素。毛泽东早期的圣贤救世观，正是深受“言教”以来尤其是新文化运动时期社会实践和社会思潮影响的产物。从前者讲，毛泽东始终以关心国事为己任，密切注意社会形势发展，这使他的救世观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与活力。毛泽东在回忆1912年第一次见到世界地图时说：“从这时候起，我就决心要为全中国痛苦的人、全世界痛苦的人贡献自己全部的力量。”这应是他立志救国的人生观的形成，这个人生观一直推动他关注、思索、参与救亡的种种活动。“五七”国耻爆发后，毛泽东愤然写道：“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毛泽东积极参加了长沙的驱动运动，组织了新民学会，并和胡适等新文化领袖保持交流，这都对他的圣贤救世观形成起了重大作用。从后者讲，毛泽东广泛吸取了古今中外特别是“言技”以来的哲学文化思想。中国传统文化，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等西方哲学社会科学著作，是他的圣贤救世观形成的重要因素，但起决定作用的，还是辛亥革命后宣扬启蒙与救亡的学说。毛泽东曾是梁启超“精神革命”、“变化民质”学说的崇拜者和讴歌者，他博览了《新青年》、《甲寅》等新文化时期的重要刊物，对陈独秀、胡适等人的主张甚为倾服。如果说，以救亡为主题的社会实践和社会思潮为他的救世观提供了思考的动力和空间的话，那么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则构成这一学说的主要理论资源而西方学说则提供了强有力的参照。受上述条件的影响，毛泽东提出了他的救亡之道：圣贤救世。在他看来，之所以“天下纷纷”、“无求以救天下”是因为当代人物“无内省之明，无外观之识”。转引自《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选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85页。），要么“如秋潦无源，浮萍无根”。转引自《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选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85页。）；要么如康有为“似略有本源”，实则“其本源究不能指其实在何处”。转引自《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选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85页。）。他批评维新以来的变法说：“今日变法，便从枝节入手，如议会宪法……一切皆枝节也，枝节亦不可少，惟此等枝节，必要本源，则此等枝节为赘疣，为不贯气，为支离灭裂，幸则与本源略近，不幸则背道而驰”。转引自《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选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85页。）。而只有“动天下之心”，才能“动天下”，但“动天下之心”，必须有“大本大源”或“本源”。什么是“大本大源”呢？毛泽东说：“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天下之生民，各为宇宙之一体，即宇宙之真理，各具于人人之心中”。转引自《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选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85页。）。他又说：“今若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