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5月发表于中科院《科学新闻》：创新是学术的灵魂和第一规范袁立创新是学术的灵魂和第一规范。因为学术活动本身是一种创造性的革命活动。现在有些反对学术创新的人拼命把学术创新和学术规范对立起来，但是，创造发明发现突破实为科学的第一规范和首要使命，宽容则是学术民主的基本保证。中华民族在历史上曾经是一个对世界有众多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贡献的伟大民族。现在，我们仅仅是一个善于“学习”的民族。事实上，我们的学术界最缺乏的不是规范，而是学术的第一精神——创造精神！为什么这样说呢？你看如下这些事实。国内的学术期刊名义上虽然多数主张创新，但是，编辑们拿到稿件后首先考虑的却是是否符合该领域的主流观点。创新呢？即使说不能完全没有，那么在主流观念允许的范围内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变通就可以了！如果创新的内容占了大部分——更不用说完全创新了，那么即使有编辑愿意发表，也要经过编辑部内反反复复的研究讨论，而最后结果很可能是不了了之。不信吗？那么我问你：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以及马克思的资本论，如果他们诞生在今天的中国，交到你的手里，你敢发表或出版吗？关于这个问题，我与一些期刊编辑和出版社社长总编们讨论过，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据说，发表这样的文章有“学术风险”。我不知道什么是学术风险，我只知道如果一篇文章挑起了一场学术论战或引起了广泛的学术争鸣甚或是广泛的学术批评，那么必然会给发表这篇论文的学术期刊带来广泛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难道这样的学术风险比政治风险、商业风险还可怕吗？！在学界，有一位学者曾经说什么“谁反对相对论谁就是伪科学！”好一副卫道士嘴脸！那么我们就让他先看一看相对论当时是怎么发表的吧：当小公务员爱因斯坦把相对论的第一篇论文拿到德国《物理》期刊编辑部的时候，那篇文章的责任编辑自己对这篇论文是持完全否定态度的！但是，他认为虽然自己完全否定这篇文章的观点，然而这篇论文却可以给予读者多方面的启发，于是他毫不犹豫的在最新一期《物理》上发表了这篇论文——这就是学术民主精神和学术宽容精神！相对论第一篇论文虽然发表了，却也立刻引来了潮水般的抨击和批评，这其中还包括100位欧美知名科学家的联名反对公开信。甚至时至今日，相对论在西方仍然是有史以来遭到唾骂最多的、争论最多的领域。而当时的爱因斯坦也不是职业科学家，他只是个小小的公务员——初等专利三级审查员。“谁反对相对论谁就是伪科学！”照这位学者的逻辑，如果他诞生在相对论发表时的西方，他必定是维护牛顿力学世界观而不遗余力的围攻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学者之一。他这种论调与“两个凡是”又是多么的相似！当然，只有英雄才能识英雄，有智慧和成就才会有更大的宽容！反之，有大的宽容，才会有更大的成就！我们中国古人认为道德和智慧是完美统一的、不二的，原因就在这里。没有伟大的普朗克，相对论和爱因斯坦被西方主流学术界认同的机会就会小得多。即使如此，相对论仍然是西方科学史上遭受攻击最多的理论，甚至至今都未能获得诺贝尔奖，这与国内把科学当作宗教崇拜和把相对论当作不可讨论的圣经的状况形成了多么显明的对照！学术界为何会抵制创新精神？我认为这与我们对所谓科学一词的理解有直接关系。SCIENCE在西方仅仅是记录下来的较为正确的已知知识体系的意思，也就是说，比起完全错误的知识或更多错误的知识，SCIENCE是较为正确的；比起更大范围的未知知识，SCIENCE是有限的已知知识。所以，爱因斯坦说，“全部科学不过是日常思想的精练而已”。这种认识与我们对科学一词的卫道士般的理解有着严峻的区别。日本人在翻译SCIENCE时比附中国古代分科举学、分科举试的制度造设了“科学”这一汉字词语，该词的字面就留有浓厚的皇权学术、经院学术的习气。经院学术崇尚的是考据传统，SCIENCE高扬的却是首创精神。那么西方为什么会有这样强烈的首创精神呢？这是由于西方文明的屡次中断和历史性的重建而被迫孕育出的不破不立、大破大立的创造精神。我们知道，中华文明是世界史上得天独厚的从未中断过的文化，也是独一无二的在同一片土地上绵延发展下来的悠久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