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氓政治及张铁生现象王⺌毅余英时先生《待从头，收拾旧山河》（《二十一世纪》第2期）一文中提出的流氓在中国现代政治史中的地位，流氓、权力中心、知识阶层三者的关系等问题，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一点只要从“文化大革⺌命”时陈阿大、张铁生之流的腾达给亿万⺌人⺌民，特别是中国知识阶层带来的深重灾⺌难（而这一灾⺌难至今还未被深刻认识），即可窥见一斑。但是，余先生对产生诸如此类现象（我称之为“流氓皇帝现象”和“张铁生现象”）之根源的论述，窃以为是可以商榷的。具体地说，（1）“流氓皇帝现象”和“张铁生现象”是否仅是二十世纪以来中国不断“革⺌命”、“破旧立新”的结果，抑或另有更复杂、久远的根源？（2）为什么在中国的政治结构中，流氓极易与国⺌家权力相结合，甚至融为一体？社⺌会机制为什么在金字塔的最顶层与最底层之间建立这种密切的、经常性的联⺌系？（3）在几千年的专⺌制政治史中，流氓与国⺌家权力的结合既然不断给知识阶层带来深重的灾⺌难，那么为什么知识阶层又不得不始终积极参与、促进着这种结合？甚至许许多多像冯友兰那样的硕学之士，都不得不在流氓江青等的驱使下投身于“批孔”的闹剧？对于秦汉以后的国人来说，流氓（更多的是各阶层中富于流氓性的人物）发迹，甚至于爬上皇帝的位子，实在是早已司空见惯的。要从敌手那里分得自己父身之肉羹的刘邦，大概是牌子最老而正的一位。刘邦的衣钵被后来无数大大小小的逐鹿着世代袭用，有名的例子如曹操骨子里即是“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不业”的流氓胚他靠了欺罔父亲、诬诋叔父而骗得恣肆放纵得机会，更活现出流氓得品行（详见《三国志》卷一《魏书•武帝纪》及裴注引《曹瞒传》）。后来得问鼎者们当然难有曹操的才学，然而其行止却往往惊人相似。例如宋武帝刘裕，发迹之前也是十足的流氓（《魏书》卷九十七《岛夷刘裕传》）。流氓皇帝们的成功，其更广泛的意义在于对无数觊觎者的鼓励，在于为社⺌会劣根性的膨⺌胀和传染不断注⺌入着活力。为了保住到手的皇位，一个流氓皇帝可以杀掉千百个想当皇帝的流氓，然而新毒⺌瘤的孽发却始终与这种专⺌制政治的机体同生共荣。例如南朝最残⺌暴的统⺌治者宋明帝为了防人篡位，大肆杀⺌戮宗室和朝臣，而他倚重的工具，即是一批日渐贪婪残虐的佼臣夫。这些人出身于文化层次最低的社⺌会底层，然而专⺌制制⺌度的需要，却使他们在转瞬之间有了与刘邦、曹操为伍的资格。流氓政治与君主专⺌制始终相互依存的原因“流氓政治现象”与“张铁生现象”有着久远的根源，这几乎不需要什么证明。从刘邦到朱元璋；从发迹前一如家奴的高俅（详见《挥尘后录》卷七“高俅本东坡小史”条），到“少无赖，与群恶⺌少博，不胜，为所苦，圭而自宫”的魏忠贤（〈明史〉卷三百五〈魏忠贤传〉），人们对于这一切太熟悉了。而我们要进一步说明的是，为什么长期稳定、并以礼仪廉耻、恒产恒心、宗珐⺌伦常、科举官制等等因素高度完备发达为标志的中国古代政治—文化模式，竟会允许、需要流氓这种品质、地位、活动地域皆极不稳定的阶层存在？甚至要把这个最卑劣、对社⺌会和文化戕⺌害最烈之阶层的代表人物，经常推升到权力金字塔的顶层？秦汉以后延续两千年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体⺌系之所以能够在那么漫长的岁月中，始终保持着总体模式和基本价值取向的稳定性，重要原因之一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体⺌系孕育出了广泛普及和尽可能公平的科举制⺌度、严整有序和高度发达的文官制⺌度，隋唐以后这些制⺌度更趋成熟。科举和官制的成熟稳定，其基本目的在于保证官⺌吏的选拨和政务的处理程序最大限度地与大一统集⺌权制⺌度的整体利益相契合，而不是以这一制⺌度中某一个人（哪怕是皇帝）或阶层的利益为出发点。如果没有这种维系各利益集⺌团关系的共同原则，大一统政治——文化结构就将解⺌体。所以社⺌会机制也就必然把科举、官制、政务等的上述有序局面，视为具有永恒价值的常规形态，并以此实现对流氓政治膨⺌胀的有效制衡。但是另一方面，与维系大一统体⺌系中各阶层的共同利益和相互平衡相对应的，这一切政治的运作是以皇权的启动、干预为前提的。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