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学东渐”研究的思考［摘要］在科学与各民族文化尤其像中国这样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的文化的冲撞和融合中，科学的文化木质最易有令人意想不到的显现。因此,“西学东渐”是理解科学颇有特色的场域。西方科学的传入对中国文化有三个层次的影响：一是对中国传统科学的影响；二是对儒学、道家文化等各个文化形态的影响；三是对整个中国文化的影响。围绕这三个层次，文章作了有益的探讨。［关键词］西学东渐；理解科学；科学与儒学的关系［中图分类号）G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16）03-0107-06笔者研究中国近现代科学思想史起步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当时，中国兴起了“文化热”。基于个人的学术兴趣和已有的研究基础，笔者开始投入以关注科学与中国文化关系为重心的中国近现代科学思想史研究。1989年，为庆祝“五四”运动70周年，笔者写了《传统科学目的观:阻碍中国科学发展的文化因素》（《山东大学学报》1989、1）一文，旨在挖掘中国科学界不能正确处理求真与致用关系的文化根源。现在已是中研院院士的台湾清华大学黄一农先生看到后，建议笔者把该文压缩、改写，经他推荐，发表于台湾《科学月刊》（1995、4）。同年，笔者又写了《科学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冲突》（《山东社会科学》1989、2）一文。该文不长,但产生了一定影响，前不久还有一位年轻教师抱怨笔者，说笔者现在对传统文化批评的锐气远不如当年写《科学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冲突》的时候了。1995年，由时任中科院副院长的路甬祥先生作为主编，笔者作为执行副主编，联合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等单位的一批知名学者，撰写了一套“中国科技潮”丛书。其中，笔者独立完成了《中国科技思想的创新》一书。该丛书共7册，分别从科技思想、科技体制、基础研究、发明创造、高技术、科技人才、科技发展与人的现代化等七个侧面回顾总结了1949年以来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历程。在一定意义上，它实际上是一套多卷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技思想史。后来这套丛书获得了山东省“五个一工程”奖在组织编写这套丛书的过程中，笔者陆续发表了《中国科技体制形成的历史回顾》《中国科技体制的曲折发展：1958〜1980》《一份重要的科技文献与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命题》《中国科技发展道路的新探索》《新中国科技意识发展的回顾与前瞻》《关于科教兴国战略的几个认识问题》《科教兴国战略的政策思想创新》等文章。1994年，笔者当时所在的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所在青岛举办“中国传统文化与21世纪学术研讨会”，笔者选定20世纪第一位、也是最重要的一位思想家严复，围绕他关于科学与封建文化、科学的认识方式和科学戸的观等方面的思想，一口气写了三篇文章带到会上，次年陆续发表，它们是：《严复论朿缚中国科学发展的封建文化无“自由”特征》（《哲学研究》1995.3）、《严复论传统认识方式和科学》（《自然辩证法通讯》1995.2）、《纠正重官轻学传统心习，优化科学发展文化环境》（《自然辩证法研究》1995.2）o台湾清华大学与李约瑟研究所、□本东京大学等单位联合主办的《中国科学史通讯》刊登了这一组文章的摘要。以后几年，笔者也写过数篇中国近现代科学思想史的文章，但已是断断续续的了。其中，《中国现代科学主义核心命题刍议》（《文史哲》1998、2）批评20世纪初年“科玄论战”中科学派的“科学方法万能”论，探讨自然科学方法在人文社会科学中应用的限度。这篇文章产生了一定反响。《新华文摘沢中国人大《科学技术哲学》和《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分别做了转载或摘要，著名法学家邓正来主持的“正来学堂”介绍了此文。总之，1989年至1995年是笔者研究中国近现代科学思想史的开端时期。1996年，笔者开始为研究生开设科学社会学这门谍程。科学文化史是笔者研究中国近现代科学思想史的重心。在科技哲学的意义上，科学与文化的关系研究隶属于科技与社会的范畴，因此为了加强研究的理论深度，笔者一度转向了科学社会学研究，相继出版了《理解科学一一多维视野下的自然科学》（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和《科学的社会性与自主性一以默顿科学社会学为中心》（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两部著作。后者不仅以默顿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