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①退出、约束硬化与微观效率增进——中国国有银行改革困境的一种描述与求解李华民（广东金融学院华南金融研究所，广东广州510521）摘要：国有银行利润约束和预算约束软化问题的形成逻辑在于国家赋予了国有银行政策性融资任务和社会责任，还有就是商业银行破产的外部传染问题，而并非“父爱主义”，也不满足产权结构界说。因此，软约束问题的解决路径在于国家退出，主要指社会负担从国有银行退出，同时也包含着隐性承诺的适时退出。诸多现实因素决定了短期内国家退出的不彻底性，进而决定了国有银行效率改革路径的渐进特征。在国家退出受到制约时，“经理人退出威胁”对于遏制国有银行经营中的道德风险问题具有制度约束功能。本文的研究对于国有银行以提高效率为目标的改革路径选择具有政策指导意义。关键词：约束软化；政策负担；外部性问题；国家退出；经理人退出；效率增进中图分类号：F832.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沿着国有银行商业化改革的实质性推进与微观组织绩效改善的关系逻辑[1]（李华民，2005，p1～9），我们在本文中分析政策性负担的退出问题，由此企图解决国有银行的利润软约束问题，把国有银行重新塑造为利润最大化主体。本文的理论分析力图证明，伴随着政策性融资任务退出而实质性地推进商业化改革依然是增进国有银行微观绩效的主体改革路径。国有银行经营者之所以总是能够兑现其费用偏好，是因为存在着作为出资人的国家对国有银行的软约束问题，包括软利润约束和软预算约束，本文更加强调前者。软利润约束是说，在作为出资人的国家的多重目标的偏好序列上，利润追求屈从于其他目标，以致于国有银行经营者通过扩张费用规模而侵蚀利润空间的行为也在出资人的容忍范围内，甚至是事先得到了默许；软预算约束是说，由于国有银行承担了政策性融资任务和社会责任，并将继续如斯，使得国家不能承诺不去解决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问题，不能承诺不去解救陷入财务困境的国有银行。换句话说，国有银行即便长期处于亏损状态，也会因为国家财务援助而不破产退出。软约束问题的引致问题包括经理人道德风险、制度激励扭曲等，其结果是国有银行费用规模扩张和盈利能力降低。在前期一篇文献[2]（李华民，2004a，p17～23）中，我们曾经在比较分析基础上验证了国有银行费用偏好。研究结果表明，硬化银行利润约束和预算约束，抑制国有银行费用偏好与提高国有银行盈利能力以及国有银行从政策工具性质到利润追求主体的转变等，已经被描述为等值命题。一、国有银行软约束问题的形成逻辑要真正解决国有银行软约束问题，就必须正确认识其软约束问题的形成脉络。有关软约束问题的形成逻辑，研究文献非常多，但大都是以国有企业作为受约束体的，且仅把软预算约束问题作为研究对象。施华强和彭兴韵[3]（2003，p1～16）曾针对中国国有银行的软预算约束进行了细致研究，但其分析重点在于预算软约束的表现及其后果，而对于其形成逻辑则缺乏制度性提炼。对于中国国有银行软约束问题的形成逻辑，无论是利润约束软化还是预算约束软化，都无法归入科尔奈（1980）[4]所描述的“父爱主义”②，也不满足李稻葵[5]（1992）的产权结构界说，更不是Goldfeld&Quandt[6](1990)的内部人控制权基础上的院外活动结果，即便是信息不对称问题也仅推波助澜而并非元凶。中国国有银行软约①收稿日期：2005-04-作者简介：李华民（1967-），男，河南濮阳籍，经济学博士，广东金融学院教授，广东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研究方向：制度经济学；金融制度改革与发展。lihuamin@gduf.edu.cn?本文中的“国家”概念都是在“中央政府”的含义上使用的，以区别于国有银行经营行为取向中的地方政府势力的渗透。我们在国有商业银行的意义上使用“国有银行”概念，尽管我们相信，“国有商业银行”在中国将载入史册。②因为国有银行长期处于软约束链条的中间环节，而并非终极受约束体。1束问题的生成具有一般理由，更有其个别逻辑。（一）国有金融财政化与利润约束软化软约束问题成为中国国有银行业的一个普遍问题，根源之一在于国有银行替代国家承担了政策性“注资”任务，无论是中央政府赋予的“财政职能”，还是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