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月河南社会科学Jan.，2008第16卷第1期HENANSOCIALSCIENCESVol.16No.1华美乐章的背后从母亲形象的塑造看赵树理的创作平原（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河南新乡453007）摘要：20世纪40年代解放区的文学审美倾向突出的是政治倾向，作为这一时期文学旗帜的赵树理对不同母亲形象的情感态度和价值判断都呈现出鲜明的适应当时环境需要以及男权中心意识的痕迹，它直接带来的是新中国成立后母亲形象在文学作品中的被误读和遮蔽。关键词：赵树理；母亲形象；男性审美；遮蔽：I206.6文献标识码：A：1007-905X（2008）01-0155-02文学承担着强大的精神引领功能。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工农兵文学”被规定为解放区文学的发展方向，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又被新政权规定为新中国文学的发展方向和唯一正确的文学，这样，文学被纳入到政治/文艺一体化的政权体制之中，成为大一统的一元化的唯一具有生存权利的文学。在这一巨大的文学文本中，解放区文学创作的旗帜是赵树理，他的作品面对崭新的生活，放声歌唱，尽情地展示“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赵树理见证了中国农村生活剧烈变化的全过程，在作品中塑造了各式各样的形象，尤其是那些年轻的农村女性和不断被改造的传统农村妇女形象，她们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其中有歌颂赞美的，也有被鞭挞的、被讽刺的。进一步研究这些形象，引人注意的应该是老年女性的形象，特别是具有母亲身份的形象。这类形象曾经引起一些评论家的重视，对于这类形象他们更多的是从关注被压迫女性命运的角度，从女性解放的社会问题这一政治视角对其加以肯定，但实际上这里却存在一个事实，那就是赵树理在关心女性解放的同时，难免会带有浓厚的性别主观性，也在一定程度上流露出鲜明的男权意识。毋庸置疑，解放区的男性作家对解放区青年新女性的思想世界也有尽情的赞美甚至呈现出女性崇拜。如孙犁曾深刻地感受到年轻女性身上“人类原始的多重美德”，因此，他的作品反复描写青年女性的勇敢、善良、贤惠。但“母亲是一个女性在所有角色中最具有社会兼容功能的亲缘符号”[1]。观察研究赵树理笔下这一形象可以发现，他全部采用男性化的视角—以男性的角度和立场打量世界，理解在新的精神核心的环境中母亲的社会作用和地位，为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学描写此类形象的塑造提供了经典版式。以此为观察点应该更能发掘解放区文学创作中男权意识怎样一步一步合理化、合法化。赵树理小说中母亲形象主要表现为家庭生活中的母亲和婆婆。母亲的形象如《小二黑结婚》中的三仙姑和《三里湾》中的“能不够”；婆母形象的代表如《传家宝》中的李成娘，《孟祥英翻身》中孟祥英的婆婆。《小二黑结婚》中的三仙姑,在一般读者印象里，她装神弄鬼，放纵情欲，嫉妒女儿，借机干涉女儿的婚姻，是一个落后的封建家长的代表，常常被人们列入“老不正经”“道德品质差”的行列中来，成为被改造的对象。她的变化是新政治生活的巨大力量迅速改变落伍者“归队”的一个典型。其实在对三仙姑进行讽刺的时候，人们不应该忽视这一切是她不幸的婚姻造成的。在小说的叙述中，15岁时三仙姑嫁给了于福，那时她是村上第一个俊俏的媳妇，而“于福是个老实的后生，不多说一句话，只会在地里死受”[2]。可以想象，在这桩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传统婚姻中，三仙姑没有选择的权利；但她又不甘命运的摆布，拒绝去扮演规定的角色，试图逃离命运的安排，所以，她和年轻人“每天嘻嘻哈哈，十分红火”，以此来补偿爱情，慰藉自己年轻的灵魂。其实这是一种对旧式婚姻的抗争和嘲讽，是女性个性要求的一次萌动。但赵树理仅仅将这些轻描淡写，一带而过，忽视甚至是无视作为一个女人三仙姑身上具有的对幸福的强烈追求，这样就难以真正进入三仙姑的内心世界。同时作为一个母亲的三仙姑，嫉妒女儿的恋爱，和小琴争风吃醋，甚至在女儿被拉到区上的时候，还有点儿幸灾乐祸，“让她吃吃亏也好”[2]。这种态度和行为看起来更有悖于作为一个母亲的常态。其实，作为一个人，一个女人，对年轻、俊朗、能干的青年男性的喜好是正常的情感流露，也可以看做是三仙姑作为一个女人的一种正常情欲。这是三仙姑人性中一种自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