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问题在政策取向中的地位我跟蔡教授合写的《中国的奇迹》对中国的农业、农村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角色，做了一个比较历史性、系统性地分析：建国以后，到78年，当时国民经济的主要目标就是要建立一个完整的重工业体系，重工业仍是至今很密集的产业结构。我们看到当时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非常低，生产效率也非常低，农民的生活长期没有得到改善，而且到78年的时候，我们还有30%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就是2亿5千万人，中国的改革从农村开始，对这个现状进行了很大的改变，最重要的就是推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从79年开始，大量提高了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并且放开了农村的市场，带来了一段的超高速的发展。经过那几年的努力，农村的经济全面发展，而且城乡差距缩小，建立了基本自足的格局。由于在农村改革取得了成功，从85年开始，开始了第二阶段的改革，在农村方面，整个的政策导向开始往新的方向发展，85年开始乡镇企业大发展，当时提出离土不离乡，这方面蔡所长有很多的研究。90年代开始，有很多从离土不离乡，变成了离土又离乡的农民工进城，对于农村经济的发展和我国的经济发展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发展过程中，如果说农村和过去比，还是有改善，但相对于整个城市来讲，差距就越来越大，就到90年代末，三农问题开始又引起了高度的重视，我个人很高兴看到这几年三农问题又引起了中央高度的重视，两个1号文件，十六届五中全会刚刚通过的关于十一五规划的建议里面又提出要推动新农村建设，我相信这会对我们推动农村经济对我们农民的生活和国民经济的发展，是一个很重要的战略措施。本文为第三届中国经济展望论坛上讲话十一五国家经济与城市化和服务业息息相关尊敬的主席、各位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今天，我感觉非常荣幸，能够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到无锡来参加“2005世界城市服务业大会”，对于研究学者来讲，一个国家的经济怎么样，跟这个国家的城市化和服务业的发展是息息相关的。以中国的例子来说，我们从1978年开始进行改革开放，这26年的时间里面，平均经济增长速度是5.4%，20多年的时间国民经济的增长10.3倍，都是中国发展最快的一个时期，也是中国层次化水平提高最迅速的一个时期，在1978年的时候，我们城市化的水平只有17.9%，但是在过去的20多年时间，每年提高0.9个百分点，到2004年的时候已经达到了41.8%。但是我们全世界的水平来讲，应该讲我们城市化的水平与我们经济发展的水平相比还是比较低，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低收入国家的水平是人均收入低于760美元，这样一个国家城市化的程度平均是30%，那么下中等收入的国家他人均收入的水平是760美元到3030美元，这些国家的人均城市化水平是50%，上中等收入国家他们的收入水平是从3035美元到9386美元，这些国家他平均城市化的水平是70%。高收入国家也就是收入高于9386美元的国家，他们平均城市化的水平是80%。我国在2004年的平均人均收入是1277美元，也就是说我们已经进入到下中等收入国家。我刚才提到，我们城市化的水平只有41.8%，也就是说，跟下中等国家的收入差距有四个百分点，我们知道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当中的收入指标就是到2020年的时候，希望我们全国的人民收入达到3000美元，我相信这个目标能达到，而且不仅能达到，在这个时间里面人民币也应该是继续升值。到2020年的时候中国的发展水平应该会进入到上中等水平，在未来15年的时间里，我们城市化应该从现在的只有41.8%的水平应该往70%的水平的这个目标前进，我们应该会迎来一个城市化高速发展的一个时期。城市化本身不仅是经济发展这一个结果，实际上城市化也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解决他自己经济当中出现问题的一个原因，就拿中国的历史来讲，我们的改革是从农村改革开始，市场改革推向全国，但是在过去这20多年，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出现了所谓“三农问题”的严重问题，也就是说农民、农村、农业，这个问题当然引起我们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高度重视，我们提出农村工作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那么在十一五规划当中也对农村问题的解决提出了两个思路，一个是在农村里面建设社会主义型农村，工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