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代性到“第三条道路”：现代性札记之一*黄平吉登斯对现代性和第三条道路的论述，是建立在他对于自启蒙以来学术主流话语中“主体与客体”、“个体与整体”、“社会与自然”、“个人与社会”等二元叙事的批评基础之上的；也是基于他对启蒙话语中关于社会的进化（或“进步”，即社会内部所发生的分阶段的自然演化和递进）理论的批评性论述之上的。和当代许多社会理论家的努力一样，吉登斯看到了二元论的困境，揭示了进化论造成的遮蔽，他力图要超越这种在二元间的简单对立，也试图要展现被二元论、进化论所忽略的“巨变”（greattransformation）的重要作用。但是，吉登斯对现代性的理解，仍然是一元的，欧洲中心论的。在他的叙述中，只有一个“现代性”(theModernity，而不是modernities)，其“大约在十七世纪出现在欧洲，并且在后来的岁月里，程度不同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影响。”（《现代性的后果》，以下简称《后果》。）他对现代性的这种一元论、欧洲中心论的理解，使他很难看到欧洲以外的发展和变迁，甚至包括欧洲以外如何受到欧洲的现代性影响、并如何对欧洲的现代性进行富有意义的反应（接受，融合，怀疑，反抗，等等）。所以尽管近三十年来，吉登斯一直致力于摆脱自启蒙以来的二元主义、进化主义、科学主义的阴影，却又不断地在他的理论中看到它们的影子。现代性的反思性与如今某些人热衷于用令人目眩的概念的多样性（如“信息社会”，“消费社会”，“后工业社会”，“后资本主义”等）明显不同，吉登斯主张，与其宽泛地谈论和使用这种种新概念，还不如努力去说明：我们为什么会对对自身如此迷惘，从而怀疑关于社会组织的系统性知识的可能性？为什么大多数人都被我们还无法完全理解、甚至基本上都还在我们的控制之外的无数事件和因素所纠缠？“为了分析这种状况是怎样形成的，仅仅发明一些诸如后现代性和其他新概念是不够的；相反，我们必须重新审视现代性本身的特性。”（《后果》）这里，吉登斯的路径，还是某种变了形的“现代化”思路：一方面，他极力反对阶段论、进化论，认为现代性是对于原有秩序的“断裂”(Discontinuity)，即现代的社会制度在一些基本方面是独一无二的,其在形式上迥异于所有类型的传统秩序，其所产生的生活形态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把我们抛离了所有的社会秩序的原来的轨道；但是另一方面，他又把现代性看作是唯一的、由低向高演变着的对各种传统秩序的“超越”。另一个问题是所谓“阶段论”。吉登斯特别强调现代性与过去所有形式的社会生活类型之间的“断裂”（或非连续性，discontinuity），他也明确地将自己对现代性的理解区别于那种认为社会的变迁在于其内部所发生的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自然演化。因此，问题就不在于现代性是不是有低级与高级之分，而在于评价它们的标准是什么：经济的还是也可能还有别的？欧洲的还是也可以是非欧洲的？历史变革，如果不是按部就班地分阶段走，也是可以区分出类型的（例如吉登斯就区分过农业帝国与民族-国家），问题是现代性是不是也可以（或可能）有类型？如果可能，它们只是欧洲现代性的变形，还是有源自非欧洲的变迁因子？十七世纪到今天的三-四百年，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瞬间，虽然在传统和现代之间还存在着某种形式的延续，“但是，这几百年来出现的巨大转变如此具有戏剧性,其影响又是如此广泛而深远，以至于当我们试图从这些转变以前的知识中获取理解它们的钥匙时,我们只能得到十分有限的帮助。”（《后果》）吉登斯的这个论断，和我们传统的知识论明显地有所不同：今天的知识难道不是在过去几千年基础上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吗？人类社会的变迁（如果我们不再使用“进步”这个概念的话）不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吗？是什么东西把我们推到了这样一个境地，在这里过去的知识对于我们理解今天充其量只能给我们十分有限的帮助？吉登斯的问题正好相反：为什么现代性的断裂特性这么长时间以来居然并未受到社会科学应有的重视？或者说，为什么我们一直还以为过去的知识仍然十分有助于我们理解今天？这里，究竟是吉登斯太看轻了人类几千年（如果不是几万年，几百万年）的知识积累，还是我们太看重了传统的魔力？连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