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诚”的欺瞒——《平凡的世界》批判学者林贤治说：“文学历史的发展不是一个平均数。对于特定的民族文学来说，时段的长短，对其兴衰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影响。“五十年”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此间，但见我们的文学批评家和文学史家纷纷推举“大师”，罗列“经典”，不禁令人想起人类学家弗朗兹·博厄斯的一段话：一位找到一块碎陶片的人，传到我们耳中就被说成了一位考古学家，找到两块碎陶片的人被说成了优秀的考古学家，找到三块碎陶片的人便成了一位伟大的考古学家。这里强调的是价值判断的科学性和严肃性。”当代大多数有名的作品，其实也不过就是“一块碎陶片”。对于它们的价值，需要文学读者尤其是文学批评者有清醒的眼光，理智的头脑————切忌乱奉经典盲目拨高。另外，有关文学作品的欣赏，阅读者的外在情境，其实也是很重要的。在非正常的状态下阅读一部文学作品，往往与正常状态下的感受、判断有很大差距。时常有这样的情形，曾经为一部作品深深的感动，反复的揣摩，等成年后重新看它，却发现它是那样的浅显、粗陋，不值一提，甚至奇怪。这一方面是阅历的加深，心理的成熟，欣赏眼光自然随之提高，另一方面，也与阅读的情境有关。作品与读者经历、思想的相近，读者的心情，阅读时缺少其它作品的比较，甚至可能是在无书可读时，对一部本不怎样经典的作品进行反复的过度诠释——这种诠释往往已超出了作品本身的意义。说到这儿，我不得不有些遗憾，《平凡的世界》对于我就是这样的书。我曾经用大半年时间来反复阅读它，其时，手边并没有第二部像样的文学作品。它就是无书可读时精神上唯一的安慰剂，所以，这本书让我如此感动，如此为主人公的命运而心动，书中的许多情节，对我是如此熟悉，少年的孙少平那种眼光那种心态，仿佛正是我所经历过的。于是我将它看作一本“高大”“美好”的作品。也许，《平凡的世界》的意义在于记录了那个时代从农村来的青年人现实的疼痛与记忆中的梦想，他们独特的生活经验与情感方式。因此，它使我分外容易获得共鸣。时隔七八年，我再次捧起它，结果惊奇的发现，我已经无法忍受这本书。需要声明，赞赏它的评论已然太多，我不想重复，也仍旧认为在当代文学里是它较为厚重、朴实、让人读得下去的一本书。比之于白鹿原、浮躁等等，我更愿意读它。我只想指出，因为时代的局限，作家思想的局限，即使是真诚的作家，也不免在作品里“真诚”的撤谎。这儿无关个人的品格，在错误的正统观念还占据主流的时代，摆脱不了正统意识形态的宣传与灌输，内心里没有自由的思想、独立的品格，只能仰仗貌似神圣的主流意识，那么不管如何的标榜真诚，高尚，最终仍将脱不掉撤谎的实质。也许，这样的言词有些过火，有些苛责。但我相信，当代文学需要有这样的苛责。先说思想实质。路遥在《早晨从中午开始》说自己为了了解中国１９７５－１９８５这十年间的社会历史，找来了这十年间的《人民日报》等省市五种主要报纸的全部合订本,逐一翻捡,摘抄记录。这大概就是《平凡的世界》在思想与语言方面甚至不如《人生》的原因。翻着人民日报写出的史诗也只能是这个样子，要想在人民日报堆里写出真实的、超越当下的、超乎政治偏见的史诗那真是个笑话。“一九七五年，由于国家政治生活的不正常，社会许多方面都处在一种非常动荡和混乱的状态中。四月，张春桥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上发表了《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在快要进行了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以后，似乎中国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越批越多了。”当一部小说里充满了这种大段从社论中抄下的文字，我们就应对它的思想性先打个问号。路遥身上体现的是五十年代以来的一种传统。从四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开始“站队”以来，他们开始逐渐丧失自己的独立思想与独立姿态。以官方的政策立场代替作家的独立发现，以虚构的预言代替现实中的真实，成三十年文学中的常态。略微看看《红旗歌谣》的产生，柳青对《创业史》的构思及改写，看看浩然的《金光大道》和八个“革命样板戏”独霸天下十余年。我们就会明白情况的严重性。平凡的世界虽然写于思想解放的八十年代中期，但应当承认，经过数十年的意识灌输，作家本人的思想没有也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