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大革命前的议政热文／西坡受特权损害的纳税人，一听到人人平等的思想便振奋不已；被贵族欺侮的小市民，一听说所有特权都应被谴责就激动万分。18世纪中叶前后，文人在法国取得前所未有的地位。虽然对言论的限制仍然存在，但王室眼里的反动言论首先的是诽谤文章，如诋毁辱骂路易十五与蓬巴杜夫人的小册子。那些闲扯宫廷阴谋的八卦作者会被捕入狱。在另外一个领域，自由议论的大门则始终敞开着，比如：社会的起源、公民的原始权利、政府的本质、民族习俗的合法性、法律的基本原则。在这些形而上的意识形态讨论方面，文人几乎不受限制。文人们赢得了民众的追随和拥戴。受特权损害的纳税人，一听到人人平等的思想便振奋不已；被贵族欺侮的小市民，一听说所有特权都应被谴责就激动万分。于是，作家成了舆论领袖，“一时间占据了在自由国家通常由政党领袖占有的位置。”讽刺的是，这些鼓吹废除平等自由的学说甚至得到了贵族的青睐。贵族们一边享受特权，一边论述传统习俗的荒谬不经，同时争相做着知名作家的保护人。这大概是因为没人预见到革命真的会发生。就这样，从不从事日常政治的文人，变成了大革命前法国最重要的政治家。托克维尔在对法国大革命发生的历史背景进行考察时发现了上述景象。他的解释是：“法兰西民族对自身事务极为生疏，没有经验，对国家制度感觉头痛却又无力加以改善，与此同时，它在当时又是全世界上最有文学修养、最钟爱聪明才智的民族，想到这些，人们就不难理解，作家如何成了法国的一种政治力量，而且最终成为首要力量。”在托克维尔看来，文人在痴迷于讨论政府问题的抽象理论时，会盲目地排斥旧制度和传统，用他们自认为的理性去构建一个全新的社会。托克维尔认为，文人不仅向人民提供了思想，还将自己的情绪气质赋予人民。这一切要对几十年后发生的悲剧负责：“书籍已经提供了理论，人民负责实践，使作家的思想适应于自己狂暴的行动”；“理论的和善与行为的强暴形成对比，这是法国大革命最奇怪的特征之一，如果人们注意到这场革命是由民族中最有教养的阶级准备，由最没有教养的、最粗野的阶级进行的，就不会为此感到惊奇。”托克维尔批评的正是启蒙运动中涌现的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们。而托克维尔所说文人变成政治家的18世纪中叶，正是启蒙运动高涨的时期。在这段时间里，一批重量级的书籍陆续出版：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百科全书》、卢梭的《论科学与艺术》、狄德罗的《论盲人书简》、布封的《自然史》、图桑的《自然法典》等等。受制于教科书的单线条叙事，人们容易把启蒙运动简化理解成光明战胜黑暗的一段历史进程，启蒙运动的参与者也自然成为历史殿堂里大大小小的金光灿烂的人物。托克维尔对文人的批评，则提醒我们去注意历史的多面相。大革命前的整个十八世纪，法国社会最重要的变化就是印刷出版业的快速发展。随着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等人著作和思想的流传，启蒙思想深入人心，针砭时弊成为一种潮流。甚至连书报审查官们也具有开化意识，有意无意地为新思想留下“特许”的空间。作为思想传播的主要媒介之一，沙龙在18世纪的巴黎十分流行。那是介于公开与私密之间、文人可以畅所欲言的场所。在女主人的主持下，客人们就大到国内局势小到社会趣闻的各种话题进行广泛谈论。在高谈阔论和唇枪舌战中产生了一种唯法国人才有的交谈艺术，参与者会获得一种艺术的快感。到18世纪中叶以后，巴黎的沙龙主题从文艺领域扩展到政治经济领域。怀疑权力的批评总是各个沙龙的主调，其矛头始终都是“指向上层阶级的，以此反对上层阶级对公共领域的干预和介入”。但是沙龙里对权力的嘲讽和批评很难归为严肃的政治讨论，因为参与者更多时候渴望的是在进步思想的包装下说出连珠妙语，以博得沙龙主人和其他客人的赞赏。法国有一种重视理性和逻辑推理的传统，能言善辩是一种受推崇的才能。比如在百科全书派文艺女神——莱斯比纳斯小姐的沙龙中，尚福特会诵读他对拉封丹的颂诗；达兰贝尔会用男中音声调宣读他的科学纲要；狄德罗会以各种悖论使人们激动不已；而马蒙泰尔则会宣读一篇道德故事来使大家安静下来。欧洲文化史专家罗伯特·达恩顿在《屠猫记：法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