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器械价格虚高背后的利益链医疗器械和医用耗材的暴利问题正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据《现代快报》报道，牙科诊所中一颗售价2500元的纯钛烤瓷牙，出厂价只需160元。早在2011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董协良就有提案，揭露医疗器械市场的黑幕：一个国产心脏支架出厂价不过3000元，可到了医院便成了2.7万元；一个进口心脏支架，到岸价不过6000元，到了医院便成了3.8万元。“9倍的心脏支架暴利已经超过了贩毒。”前不久卫生部传出消息，有关部门正在研究将高值医用耗材纳入“集中招标采购”的相关事宜。但时至今日，措施仍然迟迟没有出台。有评论称，改革涉及太多的利益调整，要真正推动阻力重重。“凡是招标中标的产品，基本都死定了。招标的药品、医疗器械、耗材，都在医院里推不出去。”曾多次参与卫生部法规起草工作的卫生政策专家、北京中医药大学卫生法学教授卓小勤，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直言：“这是一个太复杂、太沉重的话题。”《中国青年报》：您为什么说中标产品基本都“死定了”？卓小勤：用“集中招标采购”的办法，把采购权控制在政府手里，能在一定程度上防止医院“以药养医”。但是，最终的处方权、使用哪款医疗器械的决定权还是在医生手里。因为医患双方在专业知识占有上存在差异，患者往往很被动，经常是医生说什么就是什么。我在广州打过一场官司，原告的老伴要做心脏支架，并在手术前与医生说好放3个。那个支架是记忆合金，很昂贵。手术过程中，医生突然出来问家属：“有钱吗？还需要放。”那种情况下，家属只好说：“救人要紧，你看着放吧。”结果最后放了17个支架！到底有必要放那么多吗？只有医生知道。所以，医患关系是一种主动和被动的关系。临床中，医生完全可以向患者介绍非采购招标的产品，并以“患者需要”为由要求购买这类产品。这样一来，采购招标必然会遇到很大阻力。因为使用“集中采购招标”的药品，医生拿不到回扣，没有动力去推。这是导致“集中采购招标”屡屡落空的重要因素。《中国青年报》：医疗器械价格虚高的背后到底是什么样的利益链？卓小勤：这个利益链的头两个环节，就是医院和生产企业。企业定价越高，医生为了获得更多利益，就越愿意推荐这个产品。产品卖得好，医院和企业都得利。这就使得负责产品流通的销售企业如雨后春笋越来越多，作用越来越强，这是第三个环节。第四个环节是媒体和广告商。第五个环节就是一些腐败官员。只有新产品才可以重新定价，所以为了定个高价，企业就不断申报新产品。这些都需要政府审批。再往后，就是医生，通过回扣来获取经济利益。整个利益链的每个环节都会在医疗器械或药品的高价中分一杯羹。唯一的受害者就是患者。《中国青年报》：利益链产生的根源是什么？卓小勤：这都是“以药养医”政策的后果。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由于医疗资源不足，国家就给了“以药养医”的政策，即在药品、医疗器械采购价基础上加价25%，作为医院维持发展的经费。这直接造成一系列连锁反应：第一，市场得到信号，定价越高越好销。这是导致医疗器械价格和很多药价虚高的最直接原因。第二，大家发现做药、做医疗器械赚钱，于是县县建制药厂、医疗器械厂，而且都是小型的，低水平重复。这些企业要生存，就采取一些非常规手段虚高定价、给回扣。这就造成整个产业结构的混乱。比如医药代表的本职是介绍新药品和器械，让医生能尽快掌握其用法。但如今医药代表的主要职能成了“做回扣”。前不久，一个业内的朋友跟我说，一个顶尖的骨科医生一年可以拿到几百万元，甚至上千万元回扣。《中国青年报》：对于医生拿回扣，有关部门已经加大了监管力度。《刑法》中，把受贿罪主体扩大到医务人员。这些措施的效果如何？卓小勤：在一次全是医生的聚会中，我问大家怎么看“拿回扣”以及“检察机关反贿赂”。大家说“很紧张”，但都觉得“法不责众”。还有人说自己主动退了回扣，有的说退了3万元，有的说退了5万元。他们就骂那个退5万元的：“你退那么多，别人会说我没退干净。”我又问他们：“现在不敢了吧？”他们说：“现在不怕了，检察官的老婆都去做药了。”所以，直接针对医生个人的“反贿赂措施”治标不治本，不能根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