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台国学发展之启示鲁鹏一海外国学掠影国学好像是现在最热门的一个词了，这一波国学热。从思想史来分析，实质是大陆八九十年代的新启蒙文化结束后，国人寻求自身定位而形成的新的文化诉求。在此特定时代的国学，有着文化和地域的双重寓意，指向了中国自身的文化传统。这很自然，因为文化是相应于社会群体之各自不同的生活方式而孕育的，可以说只有中国文化才对国人有直接的意义，而外国文化需要长期的磨砺，方能融入中国的现实生活。不过，这个“国学热”只是在大陆，港台的情况则不同。国学之所以热，实是因为对国学、对传统文化之无知，所以尤为迫切。而港台的文化传承比较连续，没有断层后的空白，在近十年就不像大陆一样对国学有如此的渴求。不过，港台虽然没有国学热，但反而可以说港台的国学更有可观之处。笔者曾游学港台，对两地国学的对照印象很深。在我看来，我们通过了解港台国学的发展情况，对我们把握大陆国学的未来走向颇有意义。国学是很复杂的概念，其内容涵盖很广，比如最基础的汉语、义理层面的儒释道、知识层面的经史子集、艺术层面的琴棋书画、技术层面的医卜星相等等，其中义理层面的儒释道是讨论最多、应用最广的，本文也主要着眼于此。国学的展开也有好几个层面，在基础层面，国学的发展需要知识界的深入研究。在这方面，港台有两个鼎鼎大名的学术机构：香港新亚书院、台湾鹅湖学社。在学术研究的基础上，就要面向每一个人进行国学教育、普及与传播。这个层面有很多种方式，比如在中小学对国学的学习，传统的书院教育，文化团体的讲课培训，公众媒体的传播等等，而台湾学者王财贵推动的读经教育是最普及的方式。这些工作之后，还有实践层面的展开，可以说“研究——教育——实践”三者构成了国学的整体面向。有一点需要说明，国学包括儒释道三大宗，并不是儒家独占。但港台的佛道情况比较复杂，而且宗教性的佛道很特殊，所以一般来说国学所接触的层面、所面临的问题，大多是儒学的展开。因此本文便以港台儒学为主(文中常有国学与儒学混用的情况，请读者谅解)。国学遗铎：新亚书院在港台国学谱系中，新亚书院是公认的源头。新亚，是钱宾四、张丕介、唐君毅于1949年在香港创建，后与崇基书院、联合书院共同构成香港中文大学建校之三大成员书院。所谓“新亚”，取亚洲新生之义，在过去的60年中，新亚书院确实对中国文化乃至亚洲文化有重要的影响。其众多的学术成就不必一一列举，仅一点：现代新儒家(广义的)在当今西方文化强势、经济大潮冲击下能够成为一个重要学派，已经证明了新亚学术群的研究成就。而在精神归属层面，新亚书院作为一面旗帜，已经成为认同中国文化的同道人士的精神圣地，具有很大的感召力量。中国传统上对民族、对文化有所担当的知识分子，因有人文化成之愿，从而孜孜不倦地求道笃行；但从个体来说，总要有一个精神支撑。新亚在现代就起到了精神家园的作用。可惜的是，新亚书院只是留下了新亚精神这一遗铎。1963年合并为香港中文大学时，新亚书院还是很独立的。到了1974年，港府同意学校当局把财政、行政、招生、聘任等大权集中大学本部的建议。新亚九名董事全体辞职也未能抗拒此种违反当初建校承诺的做法。因之，唐君毅等人从中文大学退休，在新亚书院旧址主持新亚研究所，继续中国文化之研习与传播。此后，新亚书院被收编，新亚研究所力量不足，纯粹意义上的新亚书院已成绝响。今年5月，笔者从中大出发探访新亚研究所，甚至连哲学系的同学都不知道研究所的位置了。新亚书院虽被收编，但从教育层面来说，反思书院这种教育形式在现代国学的传播过程中如何运行还是很有意义的。从南唐白鹿洞书院开始，九百年来传统书院在官学体制之外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自由讲会、师友谐和、学修并重等，书院教育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进入现代中国，因为经济支持缺乏、人文教育匮乏、教育体制西方化等问题，书院成为相当微弱的力量。但从国学的角度来说，书院教育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环，两者同根并生，虽难言在未来中国能否有更适宜的教育形态来促进国学发展，但书院至少是有借鉴意义的一种方式。退一步，就中文大学现行的书院制来说，也很有价值，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