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皇帝喜欢西洋葡萄酒的历史背景康熙皇帝与西洋葡萄酒的那些事儿，说到底，是与天主教的传教有关。明清之际，中国封建社会固有的上层建筑已经日趋腐朽。宋明理学不断受到冲击，佛教和道教也已见枯萎之势。基督教在西方正值宗教改革运动之后，有新旧教之争，旧教一些派别在欧洲难于立足，便图谋向东方发展。明代中叶，天主教的耶稣会、方济会和多明我会相继传来我国。影响和势力最大者为耶稣会，它活动的地域也较广。耶稣会是十六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运动兴起后，反对宗教改革的天主教组织。最早被耶稣会派来我国传教的是该会教士方济各·沙勿略（506-1552）他于明世宗嘉靖31年——1552年，企图进入内地传教，但面对严密封锁的中国大陆，始终未能如愿。随后又有一些各派教士来华，同样不得步入大陆，致使他们面对分界上的石山发出“磬石呀，磬石呀，什么时候可以开裂，欢迎吾主啊！”的叹息。三十年后，耶稣会远东巡视员范礼安总结历史经验，在耶稣会渗入我国的方针上作了调整，取消了先前企图在宗教仪式中强制推行西方习俗，使用拉丁语的做法，转而注重学习中国语言、吸取中国的文化知识。在这种形式下，明神宗万历十年——1582年，又派该会教士利马窦等人入华，获得成功。利马窦（1552-1610）等人经过一段对中国封建社会的调查和对儒家学说的研究，他们逐渐认识到，基督教要想在中国的土地上立足,就必须适应其封建社会的固有的国情。因此,他们选定把利用儒学经典和介绍西方科学知识作为传教的手段。于是他们学汉语、穿儒服敬祖先、祀效天,认真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礼节习俗,进而编造出一套“耶儒合流论”，说什么儒家学说和基督教义非但不相违背，而且“同条共贯”，正好互为补充，儒家经典所讲的“上帝”，其实正是基督教所说的“天主”，这些观念之所以湮灭不明，全系佛、道等教作崇之故，他们并送“西方异物”，广泛结交统治阶级的王公达贵，编写地理学、天文学、数学、机械学及兵器学方面的著作，使统治者和知识阶层对他们发生兴趣。正是经过29年如此苦心的经营，利马窦等人由海岛而大陆，由南而北，终于在明神宗万历29年，1601年，得来北京，觐见神宗，并呈献神像、自鸣钟、雅琴及《万国舆图》等物，初步打开了入华的大门。当时除部分王公达贵之外，一些有名的学者如被称为中国早期天主教三大支柱石的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也均由此皈依了天主教。这些人对传播天主教和学习“西学”都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继利马窦之后，汤若望、毕方剂、南怀仁等教士又进一步得到朝廷和士大夫阶层的宠信，以致竟使教士“出入宫廷颇形利便与太监等往来常乘机言圣教道理”，并获准可在中国十三省中自由传教，在极短的时间内，信教的人数达到数万，明末仅宫中信教者就有五百四十名之多，上自皇子皇后、宫廷重臣，下至黎民庶子都有教徒。清初，这种势头仍在继续，如清世祖顺治年间汤若望仍受重用，被封为钦天监监正之职。据康熙年间统计，全国廿八个城市设有教堂，教徒已有十五万人左右，其中，耶稣会信徒约达十一万人，其规模显然较明末有所发展。康熙末年，耶稣会与多明我会因中国人祭祖祀孔问题发生了所谓“礼仪之争”的分歧，这场分歧本来反映了不同国家的殖民主义在中国的争夺，而后来讼之罗马教皇，又引起了罗马教廷干涉我国内政，康熙皇帝维护国家主权的冲突。康熙皇帝支持耶稣会，坚持认为祭祖祀孔是中国的固有礼节，与基督教义并无冲突，天主教不应禁约，并为此发出上谕，外籍传教士凡照此办理者，可领取传教印票，继续在华进行宗教活动，否则，一律驱逐出境。罗马教会则支持多明我会，指责耶稣会允许中国教徒祭祖祀孔是卖主求荣，曾两度颁发“禁约”教谕，派遣专使，令其改弦易辙。导致康熙皇帝拘押囚死了教廷专使多罗，驱逐了包括总辖中国教会总教主在内的大批教士，并朱批：“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后值雍正皇帝继位，适有教士卷入八卦教嫌疑，于是采纳了闽浙总督满宝关于放逐教士，“天主教改为公所，误入其教者，严行禁饬”的奏请，继续实行禁止天主教的方针。特别是在乾隆年间，对传教活动的取缔更加严格，除禁教外，于1757年还进而制定颁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