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军统特务”49年起义后的人生轨迹王灿明、刘坤碧夫妇摄于新中国成立前两航起义人员证明1955年的判决书王灿明：从“军统特务”到起义人员到“反革命”趁记忆还在，82岁的刘坤碧开始撰写回忆录。简短的文字，大半和她的爱人有关———王灿明，抗战期间从军，先后在中美合作所、中华民国国防部气象站、中央航空公司(央航)电台培训与任职，1949年在昆明参与中共地下组织“新民主主义者联盟”工作，同年参加两航(中航、央航)起义。64年前的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此时，中航、央航总部已迁往香港。进入2月，中共地下党开始筹划两航起义事宜。从策划到最后收尾，两航起义整整跨越了一整年的时间，1950年2月，中共在香港对两航的护产斗争取得胜利，距今已是63年光景。因两航起义，对内战的结束具有重要意义，故包括王灿明在内的起义人员受到了优待。但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他的噩梦开始了。最终的劫难是以1955年的司法判决形式呈现的，他头上戴了一顶“历史反革命”的帽子。入监、劳改、被批斗和申诉，成为他此后十余年的日常生活。在1988年去世前，他获得了平反，却发现自己罹患了晚期肝硬化。他只活了62岁。刘坤碧还留有自己年轻时的照片，有些羞涩的大家闺秀模样，那是王灿明用自己购买的相机所抢拍的。彼时，他们分属两个乡间士绅的家庭，尚未结合到一起。在央航享受高薪的王灿明还有最后一段意气风发的岁月，即将度过。他们将共同面对即将袭来的暴风骤雨。经常抱着孩子为地下党作掩护在昆明读书时，刘坤碧结了婚。那是1948年初。结婚前，她参加过学生运动，喊着“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等口号，混杂在人群中游行，向执政的国民党政府示威。她刚刚17岁，对政治懵懵懂懂，“我不晓得有中共地下党在领导运动。”对新婚丈夫王灿明，她也所知不多。虽然从小就被父母确定婚事，但碍于男女授受不亲的旧观念，实际接触很少。她只知道王灿明参军抗日，直到他从国防部调动到昆明央航电台，两人才多了联系。在昆明，刘坤碧很快有了孩子。这是她幸福生活的尾声。王灿明是昆明央航电台报务员，而电台台长刘荣德是地下党员。“刘荣德发展王灿明参加地下党的外围组织，叫‘新民主主义者联盟’，简称‘新联’。他们业余时间经常在刘荣德的家里，或在工余时间抄收新华社消息供地下党使用，有时还有人来我家里找他谈话。我经常抱着孩子为他们作掩护。”刘坤碧记得，刘荣德曾从仓库偷出两台发报机给地下党使用，还输送过一名报务员参加中共领导的边纵工作。她并不知晓丈夫与地下党开始联系的准确时间，虽然感觉到他们有时在密谋什么，但自己并无兴趣打探太多。时代的风云汹涌，卷起千堆雪，处于西南一隅的刘坤碧也感受到了国统区山雨欲来的氛围。丈夫王灿明决定参加两航起义。“起义时，形势非常紧张，因为昆明还在国民党统治下。两航的香港飞机飞到了北京投共，昆明开始响应。当时接到通知：发两个半月的工资，等待解放。”刘坤碧说。刘坤碧此时腹中又怀了孩子。王灿明把她送回老家云南省石屏县，然后返回昆明。刘坤碧回到石屏没几天，就听闻了昆明解放的消息，“没想到解放这么快。”父亲划分为“恶霸地主”被枪毙王灿明个人很快接到民航局的通知，让他去上班。但他的父亲，则被划分为“恶霸地主”，枪毙了。“那时杀人是很简单的事。”父亲的被镇压，一开始并没有影响到王灿明。作为起义技术人员，他受到重用。“刚解放时，两航地下党的名字已公开，灿明被吸收为候补党员，在输训队学习结束后，被安排在航空公司搞人事工作，工资相当高，每月190元。他相信共产党。”这一阶段还可称为蜜月期。包括接下来的抗美援朝。作为家属，刘坤碧也被组织起来，每天早上学习两个小时，读报，学习时事，动员捐款。“大家都很踊跃，每人工资扣掉10元捐赠，一直到停战。我把我的结婚戒指也捐献，支援抗美援朝。政府还给了我一张收据。”暗藏在革命队伍里的“反革命”形势的转变，最初是以裁员方式呈现的。1952年底，王灿明离开昆明民航局，调到二零三厂(昆明机床厂前身)。“那时，只要当过国民党兵的就都不被信任了。民航局调走30多人，灿明是其中工资最高的一个。到机床厂后，工人开始当干部，他翻到底下了。”刘...